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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取向、逻辑与前景

作者:陈东进 韩文超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已有 34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陈东进:浙江传媒学院社会治理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文超: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民主党便开始不断调整政策以挽救中产阶级。现有研究强调其进步主义取向,但是无法解释美国民主党近年来相对保守的金融监管政策。本文比较了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的奥巴马、希拉里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纲领,认为民主党的中产阶级政策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不断扩大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二是加强金融监管,但拒绝打击投机。这些政策融合了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两种取向,且进步主义取向更为明显。这显示出在各类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民主党对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间关系的调整,并没有触及导致中产阶级衰落的新自由主义弊病的根源,因此虽有短期成效,但长远效果不容乐观。

关键词

美国民主党; 中产阶级; 进步主义; 新自由主义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是“美国梦”的象征符号、美国社会的“稳定器”,还是重要的“经济参数”,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各项经济政策的前景。正因如此,中产阶级始终是观察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除了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增加,美国大部分中产者的收入下降,导致中产阶层集体向下流动,即出现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对此的认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早在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就为重振中产阶级做出了努力。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围绕中产阶级复兴议题就教育、税收、移民、国际贸易等展开了激烈交锋。2020年大选期间,中产阶级复兴再次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外两党辩论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建制派不断调整中产阶级政策,涉及家庭、医疗、教育、移民、金融监管以及公共投资等议题,日益显示出强烈的进步主义取向。但从实际表现看,其政策虽有进步主义表征,但在金融监管方面却相对保守,与美国进步时代的金融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导致其进步性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未得到民主党左翼的认同。民主党既自由又保守的“混合式”中产阶级政策是否意味着其中还包含进步主义之外的其他政策取向?如果是这样,应如何看待不同政策取向之间的兼容性?如何看待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前景?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趋势

依据美国学术界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中产阶级主要由三大群体构成:一是蓝领工人,二是工薪阶层白领,三是高级白领。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就已形成趋势。2002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甚至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终结》(The End of Middle-Class America)一文中表示,“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无独有偶,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再次重创了美国中产阶级。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肆虐,中产阶级衰落的趋势更加显著。为探究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本文采用白宫中产阶级家庭工作组(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Middle Class)在2010年发布的指标,从家庭财产与负债、退休保障、不动产所有权等方面着手,综合评估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

第一,家庭财富保有量逐渐下降。财富保有量能够衡量家庭财务安全的状态,其最直接的衡量指标是家庭收入情况。较高的财富保有量使家庭有能力负担意外开支,应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突变,是中产阶级定位的主要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保有量不断缩水。从收入情况看,美国中产家庭财富年均增长率仅为1%,远不及美国国内总收入(Gross Domestic Income,GDI)年均2.6%的增长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占美国人口0.1%的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已达到占人口总数90%的人的188倍。自200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人周薪仅增长4.3%,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周薪涨幅却达500%。截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全美的人口比例已下降至50%,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流失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财富加速向富裕阶层集中。从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国财富排名前20的富人的资产增加约两万亿美元,而排名在后20%人的资产减少了1800多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财富集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中产群体逐渐沦为社会底层。2020年6月至11月,美国的贫困率从9.3%上升至11.7%。

第二,普通民众通过教育、就业跻身或保持中产阶级地位的通道日渐狭窄。在教育方面,普通工薪阶层的子女进入优质大学、找到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难。年轻人能否跻身中产阶级越来越取决于其继承属性,如父辈的收入、居住地甚至族裔背景。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USCB)和经济学家哈吉·柴提(Raj Chetty)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共同主持了一项名为美国“机会地图”(The Opportunity Atlas)的研究项目。其结论是,美国最有可能产生富人的100个社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海岸、北部以及旧金山湾区。身处贫困社区的青少年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而难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命运。2012年,美国家庭将子女送进本州公立大学所需的费用平均达到22261美元,几乎占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在就业方面,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在2019年下降至3.5%,为196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的就业形势急转直下。仅在2020年2月至4月,美国的失业率就从3.5%跃升至14.8%。2021年,美国的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在1月至4月,共有约2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因失业陷入破产境地。

第三,从退休保障看,当前美国中产阶级退休保障水平整体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养老金是工薪阶层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衡量中产阶级财务安全的重要指标。而在现实中,美国的许多中产家庭并没有储蓄足够的资金用于维持与退休前同等水平的“中产生活”,16%的人甚至没有储蓄计划。在市场与就业政策推动下,美国约定提存(Defined-contribut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步取代了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这一改变使美国养老金的安全性受到影响。

第四,中产阶级在不动产方面也陷入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房市对中产阶级并不友好。对有房家庭而言,自2008年以来虽然经历了几轮房价反弹,但到2018年底,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屋净值仍然未达到2005年峰值的90200美元,房屋资产缩水明显。对无房家庭而言,尽管房价尚未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由于就业形势不景气,房价上涨的速度仍远高于收入的增速。1998年,美国单户住宅的中位数售价约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到2017年已升至四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以来,美国房价进一步上涨。2021年5月的房价比2020年同期高出16.6%,创下3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极大地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购房与租房的成本。

二、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比较

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是指民主党政府出台的所有与中产阶级相关的公共政策,涵盖的内容广泛。而政治纲领是政党在大选期间吸引选民的政治主张,与其执政后的实际政策联系密切。本文拟采用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作为其中产政策的替代分析对象。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划分为社会保障、教育改革、金融监管与工会、公共投资及移民及刑事司法五大领域。此种划分既基本涵盖了影响美国中产阶级变迁的五项基本要素,也代表了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立场冲突的政策维度,有助于厘清民主党不同群体的政策差异,为探析民主党政策取向的演变提供现实依据。

(一)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内容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展开具体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特定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一般要经过选择、分类、统计三个阶段得出结论。本文选择奥巴马、希拉里、拜登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时提出的中产阶级纲领进行分析。

(二)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比较分析

在民主党中产纲领的五大领域中,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公共投资、移民与刑事司法均可以被视为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productive investment)。如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以调整中下阶层的负债心理压力和实际承受能力,扩大教育投资以增强中下层阶层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提升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扩大基建投资与农村投资以调动储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革刑事司法体系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平保障。而在金融监管与工会领域,减税、救助大银行与大企业等措施并不是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而是金融投资,有较强的涓滴(Trickle-down)效应。

基于对奥巴马、希拉里以及拜登三人主导的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民主党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不断扩大。从投资规模看,民主党在医疗改革、家庭保障、妇女权利保障、住房供给、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业保障、初高等教育(尤其是少数族裔教育与创办社区大学)以及农村振兴等传统领域,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力求打造“创业型政府”,力图使“所有地区都经历一次中产复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2016年希拉里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以来,民主党对保障女性权利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拜登甚至打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的口号。从投资领域看,民主党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正在迅速从传统领域转向新领域。这些新领域主要包括防范和打击成瘾类药物滥用、扩展职业教育(包括各级职业学院与社区学院教育)、促进产业回流与再工业化、保护移民以及推进司法公正(主要是规范执法权与监狱管理)。

第二,从奥巴马到希拉里再到拜登,民主党对大银行、大企业、大资本集团的金融投资规模不断缩小,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与奥巴马政府对金融资本态度隐晦不同,希拉里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纲领显示出了对金融资本愈发强硬的态度。这一强硬态度集中体现在完善超额累进税制、支持工会、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金融贷款、打击行业垄断、强化商业银行业务审查、加强经理职务犯罪监管以及拆分垄断企业与风险银行等方面。相较希拉里对金融业的改革构想,拜登在金融监管领域走得更远。有研究认为,拜登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已逐渐由稳定向公平倾斜。

但必须看到,在金融领域,尽管民主党主张加大监管力度,但这种监管始终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奥巴马政府不仅明确拒绝了旨在消除投机的金融政策主张,其金融监管政策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在不触及新自由主义根基的基础上恢复危机前的金融积累体制。希拉里与拜登在金融监管领域的主张虽然比奥巴马更丰富更务实,但同样未将消除投机作为目标。希拉里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拆分大企业与大银行、打击行业垄断等措施的目的并非打击市场,而是打击破坏竞争规则的市场主体。2019年以来,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成员也多次表示民主党的监管政策并不针对投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表示,民主党和大企业会发生一些冲突,但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民主党人不断接触商界,强调累进税制和金融监管不是惩罚,也并非“加减法”式的取长补短,而是长期共赢。正因为这一点,建制派与民主党左翼如桑德斯等人的主张显示出了本质区别。桑德斯批评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涓滴经济学具有欺骗性,宣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他还坚决反对投机行为,认为正是投机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桑德斯是一个标准的进步主义者。正因如此,在打击商业投机等可能被视为“倒向社会主义”的金融监管方面,建制派从未接近桑德斯的立场。

三、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与政策取向

尽管民主党不断为其中产阶级纲领赋予更多进步主义的内容,但在纲领内部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取向始终难以较好地相融,这正是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基本特征。

(一)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

自奥巴马时期以来,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在加强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一定程度上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又强调投机的“生产性”,拒绝承认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拒绝执行更“进步”的金融监管政策。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两点。

第一,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同时蕴含着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进步主义通常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的反思、拥抱更活跃的政府、扩大福利救济以及促成全面且积极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进步主义在美国诞生于18到19世纪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表现为联邦与州政府规模扩张、行政权力集中化、经济与社会管制增加、文官制度改革以及联邦预算体制更新。当前,美国正处于第二次镀金时代(The Second Gilded Age),进步主义的话语叙事也正在回归,其在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中的表现是更完善的医疗保障与就业指导,涵盖育儿、教育等多方面的家庭支持以及更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等。但强调投机具有“生产性”以及在金融监管领域“畏缩不前”,又显示出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蕴含的新自由主义取向。以马丁·科宁斯(Martijn Konings)为代表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并不将投机理解为对经济结构的一种功能失调的偏离,而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生产性举动,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力,这使得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实践中往往表现出对金融化的更大兴趣,因为金融化赋予了投机盈利的可能。基于这一逻辑,任何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党都不会允许其金融政策越过监管边界,将目标对准投机本身。正因如此,无论是奥巴马、希拉里还是曾经声称自己为历史上最“左”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们主张对大银行、大企业进行监管,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这些机构在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导致了不以价值生产为基础的金融政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垄断破坏了生产性的投机活动。

第二,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进步主义取向日益显著。从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公共投资、移民与刑事司法四个领域扩大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同时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也日渐增大,显示出了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在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不断强调自己的“左翼”身份,将本党的中产纲领与历史上进步时代所实施的进步主义政策相类比,强调是对历史上进步主义的一种复归。借助对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大多数计划,如提高最低工资、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致力于农村振兴,与进步时代由美国政府主导并投资的大规模水利项目、农村电气化项目等并无二致。可以说,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进步时代回归的趋势。

(二)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混合

现有许多研究在探讨美国民主党的政策时,都强调其进步主义取向不断增强。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本是两种独立的政策取向,但是在现实中两者有并存的可能。同时,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审视也为理解两者并存提供了支持。马丁·科宁斯等学者重新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扩展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理论洞见,认为新自由主义在鼓励投机的同时总是伴随对风险的关注,以抑制未来可能增加的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数次采取的系统性经济救助举措推动了人们对美国政府会采取同样方式处理此类事件的预期,未来的经济风险能被理性控制的观点逐渐强化。因此,科宁斯等人的观点暗含了一种假设,即作为政策取向,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可以并存并构成平衡。换言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能够通过推行进步主义政策达成相应目标。

总的来看,进步主义理念认为,投机制造了不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基础的金融行为,是政府需要干预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则主张投机是“生产性”活动,是资本价值缺失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并非资本主义失能的表现,而是经济扩张,即资本积累的动力。但随着推行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承认这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自由市场充斥着大量不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货币,导致虚假债权结构周期性出现。一旦虚假债权结构难以自我维系,扩张就会停止。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否认投机本身是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是认为不受管制的短期交易改变了投机的性质,扰乱了自由市场。政府的应对策略理应是在不破坏资本主义机构中立运作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监管,打击垄断,甚至必要时拆分大银行,以恢复投机的生产性,使其服务于对生产力长期的投资,进而重启积累。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由于在投机性质判断上存在差异,因此在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的关系上,二者存在不同主张:进步主义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向中下阶层提供生产性投资,如扩大医保范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以提高中下阶层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创造市场需求,拉动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建立良性循环;新自由主义则倾向于实施金融救助以提高资产价格,重启积累,以涓滴的形式惠及中下层。

对投机的不同态度既是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在政策取向上的区别,也是二者兼容的基础。由于新自由主义承认投机的不可持续性,当短期交易行为破坏了投机的“生产性”时,适当的监管政策以及向中下阶层进行生产性投资就将被纳入政策工具箱。此时,中产阶级政策表现为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兼容,即通过加强对中下阶层生产性投资,重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积累进程。如图1所示,路径(1)(2)分别代表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中产阶级政策链条。当路径(1)难以实现资产价格上涨、社会负债意愿增强的目标时,就必须借助对中下层的直接救助,进而以路径①→②→③→④重启积累。此时民主党对投机的判断并未改变,依旧主张以资本金融化的方式实现经济循环,但扩大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却使其中产阶级政策披上了进步主义的外衣,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相融合的特征。

四、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演变逻辑与前景

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两种政策取向的融合是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民主党候选人胜选后,在具体政策中如何平衡两种取向,取决于其对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两种需求轻重缓急的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中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然而,奥巴马政府否认积累体制的根本危机,强调重启积累优先于重振中产阶级,导致其政策虽有进步主义表征,但本质上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挽救”,难免归于失败。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希拉里虽然在推进进步主义政策方面比奥巴马走得更远,但其中产阶级纲领依旧建立在否认积累体制危机、强调重启积累优先性的基础上,并未突破奥巴马政府中产阶级政策的总体框架。而且,由于二者的纲领与政策逻辑同源性,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与失望动摇了希拉里的选民基础,并为奉行“小政府主义”的特朗普创造了机会。2020年大选期间,在意识到希拉里与特朗普的主张都难以克服危机后,拜登对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做出了重大调整——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对重启积累的根本意义,这使其中产阶级纲领比希拉里更进步,甚至与左翼的桑德斯达成一定的共识。然而,拜登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依旧是恢复美国经济的积累性。从长远看,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其发展前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累政策的有效性,但是经济被投机金融化的追求所捆绑,很难有所突破。

(一)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演变逻辑

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交换和社会再生产的金融化,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都被纳入生息资本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逐渐主导并捆绑了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美国经济进入产业空心化阶段。金融机构向美国最贫困的家庭发放住房贷款,并重新打包成为新的金融衍生品。这些复杂的投机交易产生了金融泡沫并加速经济结构的风险积累,最终于2008年酿成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美国中下阶层受到沉重打击,如何化解危机成为执政伊始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

奥巴马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这使其中产阶级政策表现出一定的进步主义特征,其所推进的医改计划甚至一度成为“进步时代”的象征;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对大企业、大银行的救助以及大规模减税上。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截至2012年5月,其“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只将6%的资金用于可负担性住房修缮项目(Hous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而用于救助银行的资金占比却高达53%,其中76%的资金流向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银行。根据2011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奥巴马政府的另一项危机应对计划,即声称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却将41%的资金用于与减税有关的项目,仅有13%的资金用于失业补助。奥巴马政府中产阶级政策的底层逻辑延续了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基本主张,即重启积累优先于重振中产阶级。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吸收不良资产、拉高资产价格以及向大银行和大企业注入流动性的方式重启积累,进而以涓滴形式缓解中产阶级衰落的危机。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进步主义政策,即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仅仅是补充性质的,其目的是提高社会负债意愿,为重启积累创造条件。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所指出的,奥巴马政府所谓的进步主义政策不过是“对经济左派说的漂亮话”。

奥巴马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最终被证实无效。根本原因在于,其错误地认为危机发生前的积累体制依旧有效,危机只是“缺乏货币的危机”,即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数十年间,由于对生产力的长期投资遭到破坏,金融资本已经主导并捆绑了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导致美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产价格上扬以及社会整体负债意愿上升。在危机发生前已产生金融泡沫,资产溢价带来财富效应,经济增长得以暂时脱离积累束缚转由消费拉动。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竭力挽救大资本,美联储甚至试图通过直接购买长期资产拉高资产价格、扩大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规模以刺激信贷。但实际情况却是,实体经济的低迷无法刺激民众的负债消费意愿,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政策使流动资金大多转化为储蓄。同时,在现行期权激励制度下,融资资金并未大规模注入实体经济。相反,企业高层利用上述资金不断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然后注销股票以拉高价格,吸引更多投资,这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尾大不掉,重新回到危机前的积累体制已不可能。在危机应对中,民主党的财政扩张政策使大银行、大企业获利颇丰。截至2011年底,美国五大银行共持有8.5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56%,而危机前这一比例仅为43%。相比之下,美国中下阶层则被嵌入大资本自我止赎的过程,成为生产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随之改变,社会矛盾持续加深。在底层民众贫困化加剧的同时,中产阶级不仅大幅减少,其内部两极分化趋势也日益凸显。除少量中产阶级跃升至富裕阶层外,大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至中下阶层水准,部分群体甚至因财务破产而跌出中产阶级。在2013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高达55%的受访民众对奥巴马的中产阶级政策表达了不满。显然,被寄予厚望的中产复兴之路并未走通。

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群体主要是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其中便包括长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蓝领以及工会会员等。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抨击民主党人被道德优越感驱使,在治理大资本集团时瞻前顾后,并不真正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于是他们投入到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者。大部分人则将矛头对准财政扩张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民主党、工会、大企业三者间的利益分配结构,批评民主党对金融业的控制及其与大企业千丝万缕的联系,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基础,使之成为特权阶级和特殊利益的庇护堡垒,而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纲领恰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特朗普视美国前总统里根为偶像,其竞选纲领的原则是打破民主党对财政与企业的控制,建立一个符合紧缩原则的“小政府”。奥巴马政府的危机救助政策表现出的国家、工会与企业的“掠夺性分配”以及金融资本尾大不掉的现象,重新唤起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于紧缩政策的期盼。在美国传统经济价值观中,紧缩政策意味着要建立限制权力扩张的扁平化和分散的结构,也更符合对“小政府”的传统偏好。因此,特朗普的纲领,即构建“小政府”的尝试被普遍认为是超越经济层面的更广泛的调整举措,旨在重构美国的经济制度基础,纠正民主党人对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扭曲,打破国家与企业间隐蔽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重建符合共和党价值观、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一原则下,不该得到救助的企业不应被救助,企业的发展与经济安全应当通过自力更生以及公平的风险参与来实现。

相较于民主党人热衷支持工会以及救助大企业,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则认为,政府与工会组织的对抗以及恢复市场自由竞争是启动更广泛调整过程的首要环节。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事态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共和党籍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会与大企业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而且与工会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但由于蓝领工人的就业条件得到改善,所以近年来他在选举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的选票。与沃克相比,特朗普走得更远。他的竞选纲领不仅对工会极不友好,拒绝政府与大企业的财政捆绑,同时严厉抨击民主党的财政扩张政策与“大政府主义”,这导致其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遭到大公司一边倒的反对。尽管如此,特朗普依旧基本遵循了“小政府”的原则。紧缩是“小政府”的核心,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紧缩政策促使政府退出再分配环节,调动银行的信贷积极性,提高企业向公共生产部门投资的能力,在竞争中重建市场,激发美国经济的整体活力,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竞选纲领不仅迎合了那些对左派失望且愤怒的传统民粹主义者,也极大地点燃了中产阶级的愤怒情绪,吸引了中产阶级中下层的大量白领——他们主要是受美国主流价值观长期熏陶的白人白领以及少数族裔白领。这些人在次贷危机发生后曾积极支持茶党运动。在2016年大选期间,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传统“蓝州”之所以能够成功“翻红”,除了得益于大量蓝领工人将选票投给特朗普之外,与茶党运动在这些地区的活跃也有密切关系。

相比之下,尽管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期间,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资本积累体制出现了问题以及奥巴马路线未来可能的失败,但她并没有将原因归于投机本身,在与大企业切割的议题上止步不前,也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危机是结构性的,继续坚持重启积累相比重振中产阶级的优先性,在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试图改变美国金融市场对于短期交易的偏好,以恢复投机的“生产性”,重启积累进程。毫无疑问,尽管希拉里承诺向美国中下阶层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投资,承诺加强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并在当选后加强对大银行与大资本的监管,但其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奥巴马政府时期设定的框架。《时代周刊》称其“左翼的心中充斥的却是右翼思维”。在2016年大选期间,桑德斯批评希拉里只是“见风使舵”的建制派政客,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当希拉里在演讲中向民众表示“没有哪个银行能够‘大而不倒’”时,桑德斯立刻抨击希拉里剽窃了他的话。显然,这正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希拉里的攻击赢得美国大量中下层民众支持的原因。相较于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中的表现,2016年希拉里在工会成员家庭中的得票率下降了七个百分点。由于奥巴马中产阶级政策的平庸,工人作为民主党最主要的支持群体,在内部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工会家庭对希拉里的支持率上,在希拉里流失的工人选民中,一部分人因民主党不够“进步”转而支持桑德斯等进步力量,另一部分人则因不满民主党对大企业的支持而转向支持特朗普。这意味着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已经动摇,对许多对左派失望的中下层民众而言,重建一个符合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以“小政府”为原则的市场体系,要比民主党与工会的结合以及对大企业的救助更为可靠。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立在了错误的原则基础之上,而这种错误在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动力是可持续的,而且可以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组提供稳定的替代方案。因而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抨击大型金融垄断机构,称它们“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他同样不认为美国经济的积累危机是结构性的,而是仅仅将矛头对准少数大公司的领导者,并试图以强迫企业回归的方式扩大国内生产。毫无疑问,如果不解决美国积累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即如果不能克服金融市场根深蒂固的追求短期交易的倾向,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难以取得比民主党政府更好的结果。特朗普执政后,富人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中获益颇丰,中下阶层却并非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优质生活与自我修复的神话破灭。从2020年3月中旬到8月中旬,与遭到重创的美国中下阶层相比,富人的财富共计增加了5840亿美元。不仅如此,由于金融资本获取利润取决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与社会负债水平增加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特朗普“做大蛋糕”的目标实际上受到中下阶层与中小企业负债意愿的制约,非但未能如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那样给中下阶层带来新机遇,反而给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火上浇油。在执政党更迭过程中,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心理经历了从对“大政府”失望到对自由市场经济失望的钟摆式演变,民主危机蔓延。中产阶级衰落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紧迫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与种族矛盾进一步推动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这些正是美国社会难以继续承压的信号。

对于在非常时期就任的拜登而言,民主党与特朗普的中产阶级政策与危机治理的失败是难以回避的。两者的失败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否认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实际上已经失效。奥巴马、希拉里以及特朗普的尝试表明,如果不调整重启积累与重振中产的关系,无论“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从拜登的竞选纲领及其执政一年多的表现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不仅与特朗普政府存在本质差异,而且与奥巴马和希拉里也存在显著区别。2021年4月,拜登在就任百天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对涓滴理论提出质疑,表示“涓滴经济学从未奏效,美国现在需要从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着手来发展经济”。这一表述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大幅调整中产阶级政策,即不仅否定特朗普的“小政府”,而且在希拉里的基础上会走得更远,否定重启积累之于重振中产阶级的优先性,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复苏的根本意义。为此,拜登政府显著扩大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先后制定了“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更具进步主义特征的中产阶级复苏政策,以及以“服务于中产阶级”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政策,同时强化资本监管,打击不良投机行为,以提升中下阶层的负债能力与意愿,扩大社会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的实际效能,提振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底线,并鼓励民众重拾对左派的信心。正如沙利文所言,民主党必须重新编织社会安全网,使之成为“社会蹦床”,不仅保护跌倒的人,而且使其重新回到“游戏”中来。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对中产阶级政策的巨大调整缩小了其与桑德斯的政策差距,使双方在2020年大选初期就达成了和解。

综合来看,自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虽然表现出日益显著的进步主义倾向,但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混合性取向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强调投机的合理性,主张恢复和重建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也显示出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图2直观地展示了这种政策演变过程。

(二)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前景

民主党人宣称其中产阶级政策正在构建一个如罗斯福所言的“包容性社会”和“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党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加深了对美国中下阶层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理解,其政策的进步主义特征日趋明显也更加成熟,其在2020年大选中战胜共和党人,对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中下阶层未必不是一个福音。

但从长远的、结构性视角看,民主党日益“进步”的中产阶级政策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危机的倒逼下平衡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取向的结果,意图在于重启资本积累进程,缓解新自由主义危机,并非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也并非推行桑德斯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左派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希拉里对大银行、大企业的态度,从未将矛头对准投机行为本身。拜登所宣称的拆分大银行、大企业,其目的也不过是打破垄断,使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重新运转起来。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虽然更为务实,但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举措,同样为重启积累服务。而一旦积累重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进步主义政策将会重新让位于市场竞争。由于资本扩张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新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弊病,美国中下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将重新面临巨大挑战。尽管民主党的中产阶级政策能够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看,此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中下阶层日积月累的愤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产阶级衰落问题。尤其是由于民主党拒绝打击投机,美国中下阶层作为“经济参数”,实质上已被嵌入重启积累与金融化的进程中,并被迫承担经济停滞的代价,他们成为了经济结构中最脆弱的部分。

目前,这一问题已初显端倪。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所言,拜登不仅明确拒绝了“全民医保”这类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而且他任命的财政部长耶伦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是“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最激进的想法无外乎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而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更像是历史上温和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并不能满足中下阶层对民主党人的诉求。正因如此,拜登胜选后,美国激进的左翼运动依旧活跃,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领导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也在持续增加,并正在积极制定2022年选举策略。而美国中下阶层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也从未停止。未来民主党如果不摒弃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拒绝向中下阶层实质赋权,其政策前景将不容乐观。

余论

美国中产阶级曾经的繁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与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却始终无法阻止中产阶级的缓慢衰落。自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民主党人虽然不断尝试改革,但在金融监管这一关键议题上的停滞不前使其中产阶级纲领徒有进步主义的表象,实则并没有触及导致中产阶级衰落的新自由主义根源。究其原因,金融资本盘根错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利益表达与利益聚合机制僵化、政治极化不断恶化美国政治生态以及畏惧选民流失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民主党在金融监管议题上裹足不前。从这一角度而言,民主党并非自身所标榜的那样是美国中下阶层的忠诚代表,更难以承担起振兴中产阶级的重任。美国中下阶层挽救自身的唯一途径是迫使政府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启动更为广泛且深刻的调整,而这些正是桑德斯等左翼力量的政治主张。因此,美国中产阶级的复兴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左翼力量与中下阶层的有效结合。希拉里与特朗普分别在2016年与2020年败选表明,美国中下阶层已经对新自由主义产生“审美疲劳”,这是左翼力量吸引中下阶层难得的机遇。尽管挽救美国中产阶级的路径已经显现,但左翼力量能否获得更多的支持,维持中产阶级稳定的前景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

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发展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中国应重视中间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未来中国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需要依赖更强大的中间阶层,建立共同富裕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次,从美国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与几位民主党人的中产阶级纲领来看,民生领域中的教育、住房、医疗等议题是提升与壮大中国中间阶层的重要发力点。最后,中国也面临如何对待资本投机的问题。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民主党人始终面临进步主义的重振中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的重振积累之间的两难选择。这说明,市场经济下强大的资本势力的存在是双刃剑,现代政府不能一刀切式地简单处理问题,需要付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文中注释略。)

发布时间:2022年08月11日 来源时间:2022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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