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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错过树立中美历史地位的时机

作者:禔靖   来源:多维新闻网  已有 110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末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达成网络安全谅解协议、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协议、气候变化更新协议以及两国在亚投行等问题上的新共识。这些协议或共识对于指导未来1年中美关系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对于有些学者最为期待的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两国并为此进行认真讨论。对于奥巴马来说,他的任内对华政绩就是保持双边合作主调,避免中美关系在他离任前偏离正常轨道,使得习奥会成果毁于一旦。

  自毛泽东时期至今,中美共有三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三个公报的核心是“台湾问题”。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演变,三个联合公报已经难以满足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要求。苏联解体和中国入世后,中美的合作与配合也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上海公报》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同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于1978年12月16日。在1979年1月1日,即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月访美前正式生效。《上海公报》是在中国重返联合国4个月后签署的,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建交公报》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强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中美关系掀开新的一页。但是,两国建交后,中方认为美国并没有履行公报中有关台湾的承诺。尤其是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便迅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RA)提案,并在1979年4月由时任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签署成为法律。

  为了解决对台售武等问题,中美开启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的讨论。1981年10月,中国总理赵紫阳与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就此进行了会晤。同年12月,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访华同中方进行了具体谈判。当时,美国拒绝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对台军售。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访华,同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总理)举行了会谈。老布什当时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并不意味着今后会无限期对台军售。当时,邓小平则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词可以商量。最终,中美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除了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之外,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也对此表示理解和赞赏(understands and appreciates)。

  早在15年前,中美就出现过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的声音。克林顿政府末期和小布什政府伊始,华府内部有过此类讨论,其中最为知名的声音来自卡特时期参与过中美建交谈判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他曾在《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之际、小布什上任后首次访华前呼吁发表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但受美国国内外因素及执政者性格、执政风格的影响,以及当时北京对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湾独立”的要求,美方拒绝答应和妥协而最终作罢。

  
      奥巴马离任前高规格接待了习近平

  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日韩及中国前,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同中国的决定性时刻》(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的文章,呼吁中美借9•11后反恐合作,讨论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政府以东亚事务助力国务卿身份参加过中美建交谈判。他当时提出这一建议正值《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

  霍尔布鲁克认为,冷战的结束、台湾民主经济体崛起、香港回归、中国入WTO、西藏紧张局势等都没有包含于前三个联合公报。第四个联合公报应该解决新问题,以新的现实主义更新两国关系,建立新的互信。他当时认为,八一七公报已经20年之久,有些承诺不再执行。美国必须尝试,尽可能达成新的公报。即便采取前三个联合公报达成方式,双方可以各自表述看法(agree to disagree)。霍尔布鲁克提出这一建议的第二天,小布什政府便做出回应,认为没有这一必要。

  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对美国事访问前夕,缔造中美前两个联合公报的功臣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再次呼吁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但由于当时中美高层正处于权力更迭时期,双方缺乏对此开展谈判的动力、外交资源和意愿。习近平执政和奥巴马连任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快轨道。两位领导人互动方式内容和形式超前,且在内政外交领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有为”的精气神。这是中美开启第四个联合公报谈判的首要条件。

  从天时、地利、人和角度来看,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不存在同中方讨论第四个联合公报的条件。相比小布什和克林顿,奥巴马则幸运多了。而中国则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积累了足够的“势”。

  首先,奥巴马则全面掌控外交大权,主导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其次,美国国力或全球领导力日渐下滑。中国全面崛起和国际格局重构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再次,9•11后,在美国的反恐合作对象中,北京的地位甚至不及和塔利班、阿富汗及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但是,现如今,面对ISIS的威胁,奥巴马政府甚至要求北京“入盟”打击ISIS,并在中东重建和其他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角色。最重要的是,和小布什时期不同,现如今,中国国内反恐形势愈发严峻,在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方面,中美存在合作潜力。

  从上半年接受的采访可以看出,奥巴马称赞习近平权威、反对中国分裂、希望中国遵守规则或秩序以及“请求”中国入盟打击ISIL,都反映出他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认识相比第一任期更加成熟。而且,奥巴马虽没有习近平“强势”,但在任期最后两年,奥巴马也学着强势了起来。除了承诺两党合作、摒弃党争外,奥巴马丝毫不忌惮动用行政权力推进移民和网络等改革,力保医改政绩;在外交上,奥巴马顶住共和党压力,推进伊朗核协议谈判、结束对古巴禁令,并开始同塔利班谈判和释放关塔那摩囚犯。

  克林顿离任时避开了第四个联合公报的讨论,毕竟他在中美关系和发展美国经济方面并不缺“建树”。奥巴马同样作为一名民主党总统,在中美关系领域却没有令彼此称赞任何历史功绩。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全面掌控外交,年他访华已经历史性地同中方达成了“气候协议”,为习奥私谊、中美合作增加了互信和合作典范。如果奥巴马能够从民主党持续执政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同中方达成第四个联合公报,指导未来10年、20年、30年中美关系发展,他将像尼克松那样载入中美关系史册,迎来属于自己的“奥巴马时刻”。

  但是,从华府当前的舆情和中美关系发展水平来看,奥巴马即便有这个意愿,他也在克服国内阻力方面面临一定的压力。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国会。

  前三个联合公报,中美都是幕后协调谈判,巧妙地避开了国会和公众的注意。中美商讨《上海公报》时,美国国会和公众忙于辩论越战利弊;《中美建交公报》时,美国国会忙于审议和通过《巴拿马运河条约》;中美谈判《八一七公报》时,欧洲“铁幕”显现裂纹让国会议员异常兴奋。所以,公报的讨论复杂、漫长,除了需要领导人掌控外交大权外,还要避开国会的施压,即便国会对中美关系影响是慢性的。国会也正是中美关系未来亟需取得突破的领域。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30日 来源时间:2015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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