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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预警之后,中国官员该做些什么?

作者: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北京启动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口罩和空气净化器销量飙升。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北京启动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口罩和空气净化器销量飙升

  北京——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把红色视为繁荣和幸运的象征,共产党也用这个颜色来代表自己。但是本周,红色带上了一层比较灰暗的含义,因为它开始代表中共在遏制雾霾上的失败。这些有毒的污染物危及了中国北方亿万民众的健康。

  本周一晚上,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于是该市2200万居民中有很多人开始采取防护措施,直到本周四强风吹散雾霾。紧急措施到周四中午时结束。

北京郊区的一家燃煤火电厂。工业用煤是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同时造成了空气污染。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北京郊区的一家燃煤火电厂。工业用煤是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同时造成了空气污染。

  此次预警发布就像是战争时期的警报喇叭:口罩和空气净化器销量飙升,在学校强制停课期间,家长让孩子一直待在室内。

  行为改变了,心态也改变了。自从中共2012年开始放松对空气质量信息的严格控制以来,这样的重大时刻就一直出现。

  从那时起,中国高层官员每隔几个月就会做出重大决定,增进了公众对困扰该国的环境恶化问题的认知,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具来评估保护自己的方法。但是这些决定——红色预警是其中最新的一个——也提出了问题:共产党能否担当得起净化中国环境的艰巨任务。

  没有哪个问题像空气污染问题一样,令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谨慎地把握分寸:既要对可能破坏其执政合法性的信息加以控制,又要向日益焦虑的公众提供一些信息,因为公众认为披露空气污染信息是必要的。

  随着人们对有毒环境污染的了解越来越多,大家要求施行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启动红色预警,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应急措施力求实现的临时效果并未达到。尽管关闭了一些工厂,进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北京的雾霾依然严重,直到来自北方的强风刮走了它。而这又导致首都以南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空气污染。

  “我不关心预警系统,”一家咖啡馆的经理阚婷婷(音)说,本周二她与3岁的女儿留在了家里。“要我说,这很没意义,因为它没有解决任何真正的问题。如果不把所有的工厂都搬走,永久性地实施车牌号单双限行,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阚婷婷指的是限行车辆的紧急措施,其意图是让北京的500万辆汽车有一半不能上路。虽然有些驾驶者对此抱怨连连,甚至违反了这条规定,但另外一些人像阚女士一样,表示希望永久性地实施这条规定,以便减少空气污染,同时也缓解北京的道路拥堵。

  学者和环保活动人士认同阚婷婷的整体态度,称尽管中共在环境透明度方面的进步让普通中国人受益,但真正的考验是其能否解决问题的根源,从空气污染来说就是工业用煤。在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汽车尾气排放是另一个重大污染源。

  “预警系统只是权宜之计——让公众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污染的影响,并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减少污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研究中国环境政策的法学教授王立德(Alex Wang)说。“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更广泛的改革才能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改革已经在进行中了。”

  王立德表示,官员在透明度和污染数据通报方面的积极举措,对监管制度的演进是有必要的。

  “几年前,面对很多城市的重污染引发的公众愤怒,中国大幅扩大了空气质量数据的披露范围,”他说。“这提高了民众的意识,让‘PM2.5’在中国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从长远来看,准确的监测数据是减少污染和保护人类健康所需的监管改革的基础。”

  PM2.5指的是能通过肺进入血液循环的致命性细微颗粒。2012年,北京开始向民众公布PM2.5的实时数据。之前多年,市民中的知名人士利用在线平台大声疾呼,导致北京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那场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房地产巨头潘石屹。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中国政府为什么向公民隐瞒PM2.5的数据,而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却每小时都在Twitter上发帖,分享这类数据。

  2013年1月,当一场浓重的雾霾笼罩中国北方,有人造出了“airpocalypse”(空气末日)这个词时,抗议声如此之大以至官员开始允许官方新闻媒体更广泛地报道空气污染。

  官方的另一个转变出现在2月。当时,前央视调查记者柴静在网上发布了一部关于有毒空气的纪录片。这部发起了严厉批判的纪录片,由柴静和做记者时的前同事以及一些官员联手制作。在几天时间里,视频便获得了数亿点击量,并得到了新任环保部长的称赞。但随后视频被审查机构撤下。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

  本周的红色预警,是为放宽人们对环境危害的讨论,并允许民众发泄不满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北京的官员甚至感谢市民的反应。他们在周四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全市人民的奉献精神和全力支持,使我们深受感动。”

  就在红色预警发布的一周前,官员因在一场持续多天的雾霾中不作为而广受指责。当时,污浊的空气在北方横行肆虐,而习近平正在巴黎和其他领导人开会,讨论气候变化。

  “这表明,至少现在政府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了,”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相当重要的一步。”

  人们怀疑,北京市政府是否会继续按照空气危机政策的规定发布红色预警。该政策2013年宣布实施,并于今年进行了修订。它要求官员无论何时,只要空气质量指数预计会连续72小时超过200,便发布红色预警。本地一款受欢迎的空气质量移动应用的开发者进行的数据分析显示,如果从2013年开始,每当空气质量指数满足前述条件时,官方都宣布红色预警的话,应该已经发布八次,持续时间累计36天。

  官员其实是有借口可寻的。他们可以说雾霾太难以预测,没法发布预警。“将来,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对预报不太有把握,”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能源和气候学者王韬说。

  但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承认,民众的环保意识或许会导致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不力的监管行动遭受更多指责,但对帮助解决这场危机是有必要的。

  官方的一篇新闻报道称,他在12月4日的一场会议上说,“切实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实,自觉接受群众和新闻媒体监督,打赢未来的空气重污染应对遭遇战”。

  王安顺早前的言论表明,他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或许最重要的是民众对党的信任。

  新闻报道称,2014年1月,他在一次立法会议上表示,他和党的领导人签下了责任状,发誓要控制北京的空气污染。

  “也是生死状,”报道援引他的话说。“因为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11日 来源时间:201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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