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NEWSLETTER
当前位置:首页>简报

专访陆伯彬:新冠疫情和总统选举之后的中美关系

作者:汤杰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597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84期 
【编者按: 在美国大选即将尘埃落地的时候,中美印象的学生记者汤杰近日采访了陆伯彬(Robert Ross)教授,对大选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陆伯彬是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代表作有《中国的安全政策:结构、实力和政治》(2009年)、《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1998年)。汤杰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汤杰:如果特朗普总统获得连任,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平和还是更剧烈?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会迎来什么变化?

陆伯彬:对于特朗普总统,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他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他靠冲动行事。他经常在愤怒的情况下做决策,凭个人喜好做决定。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没有做出任何有助于提升美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一个战略蓝图去指导。我们知道,他对法国和德国进行贸易战、对韩国进行贸易战、与日本发生贸易摩擦。在韩国方面,还存在安全问题。他甚至想从北约退出。当然,他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会做什么。公平地来说,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在外交方面他不会受到尊重。美国将持一种以敌对为特征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也不愿与它国合作。

特朗普不喜欢妥协。在英文中有一个表述:要么听我的,要么走开!(It is my way or the highway)这意味着,要么用我的方式,要么就各行其是。我想他会变本加厉,因为他对中国不满,在新冠问题上指责中国。众所周知,他对中国很不满,贸易政治会继续。他认为贸易冲突的起因是由于中国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如果副总统拜登当选,双边关系有机会改善。当然,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毕竟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而美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在国际体系中,两大强国从来都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朋友,它们永远会是竞争对手。而且,竞争态势与日俱增。随着中国日益增强,有挑战美国自由之势。尽管如此,这不是一场冷战。我们没有处在一个意识形态经济(ideological economy)中,世界银行称中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所以,这和美苏冷战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拥护现有国际秩序,而苏联则是反对当时的国际秩序。因此,合作的机会有很多。正如副总统拜登所说,他表述得很清楚,“我们要在必要的地方与中国竞争,在力所能及之处与中国合作”(We will compete with China where we have to, but we will cooperate where we can)。这个新的政策可以被称为“分隔政策”(compartmentalize),我们与中国在战略上竞争,在经济上竞争,但是我们不会让经济或军事冲突阻碍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合作,比如在世界卫生组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朝鲜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在反恐问题上、在南海、在中东,乃至在战后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也可以在学生与教师的国际交流方面合作。这能列一个很长的合作清单。

我想拜登副总统是了解这些的,他会明白如果不与中国合作,美国就不可能改变。布什总统之前的每一位总统都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在伊朗问题上合作、在朝鲜问题上合作。如果说特朗普是一个意外的话,那么我们不奢望拜登副总统能让两国回到合作上,但至少不要爆发军事冲突。我们还必须就经济方面那些极为困难的问题进行谈判。

汤杰: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改变美国对台政策吗?有没有什么理想的方式来管控海峡两岸的冲突?

陆伯彬: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现在的美国来说,我们不会因为美台双方是朋友以及双方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就去帮助台湾。很明显,特朗普政府把台湾当作一个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工具。这就是为何美国现在会有高级别官员访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增加对台军售。这些行为并不是因为美台之间有很紧密的友谊,只是因为美国想给中国制造麻烦罢了。这意味着,对于下一任总统来说,有更多的灵活性。在未来,美国制造麻烦可能会有所取舍,有些地方如果代价过于高昂,就会考虑到底有无必要。当然,选择余地很大。

拜登副总统将减缓美台合作的增长趋势。拜登明白,如果美国继续增进对台关系,那么中美之间不可能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伊朗问题上,乃至毒品交易问题上与中国合作,那么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敏感度。然而,美国国内势力可能没有什么战略眼光,他们会对民主党施压,从国内政策角度敦促民主党增进对台关系。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是,拜登副总统会在台湾问题上变得更审慎中立,但是国内政治方面将有层层阻碍。

汤杰:一些学者称,新冷战将要到来。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格局被称为“一超多强”。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世界是两极格局(中美),也有人认为是三极格局(中美欧),您怎么看?

陆伯彬:须知,就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不太关注全球秩序。这个世界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都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地区的情况。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进行竞争。两国没有在中东或非洲进行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竞争关系,这就是现在的竞争情况。当然,两国的竞争可以扩展到中东地区,乃至扩展到非洲,但是竞争仍然围绕着两国在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两极的,即美国和中国。

我们不把欧洲看成一个国家,它没有自己的军队。欧洲没有统一的出口政策,没有投资政策。我们基本上把欧洲看成一个关税区。欧洲是一个区域,是一个关税区,是一个重要的区域,但是它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欧洲没有军队,许多国家还是彼此竞争。中国明白这一点,欧洲各国都在争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所以欧洲国家不会联合起来。或许美国认为俄罗斯过于衰弱了,没有空军力量,没有海军,装备落后。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两大国家在相互竞争,那就是美国和中国。这就形成了一种可以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两极竞争格局。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力还没有覆盖到中东、非洲或欧洲。中国仍然专注于亚洲。在未来,这样的局面或许会改变,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目前是中美竞争的两极格局。

汤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中国称为颠覆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与之相对,中国认为自己是维护国际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在您看来,用“修正主义”来形容中国的崛起是一种误读还是恰当的概括?是否有办法消除中美之间的误会?

陆伯彬:首先我们要明白,当国际秩序、国际规则以及国际规范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那时的中国还相当虚弱,而且被国际社会所孤立。所以当中国成长起来之后,当然不会说“我们会接受这些规范和秩序”。因为这些规则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想要改变规则是理所当然的。这无关好坏,这是常态。美国在很多年前就理解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采取对华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囊括在世界体系之内,以便当中国崛起之时不会想要颠覆这一现有体系,如此一来中国就只能在现有的体系内进行改革。我不认为中国是革命性的,所以我也不喜欢“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这一词。我也不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毕竟中国想要改变。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改革主义国家”(reformist country)。

中国希望改变现有规则,以及这些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以便可以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很正常。现在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但是它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力与它的大国实力不匹配。中国对此感到不满,这可以理解。所以,中国在这些机构中不再那么配合,因为这些组织没有赋予它应得的那份权威。所以中国会建立自己的国际机构,以获得能匹配其自身实力的影响力。中国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支持。这些与世界银行不同。

美国不喜欢这些行动。美国喜欢做世界第一,每一个国家都想做第一,美国想永远保持在龙头位置。所以,现在的挑战不是说中国将颠覆世界秩序,而是说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当然,美国在尽力阻止。到目前为止,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国际行为,诸如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美国的援助政策没有区别,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的规则也很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中国是一个改革者。

其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制度。中国保护其高端科技产业,而且中国没有保护知识产权,如此一来当中外合资办厂的时候,中国公司将获得优势。在发达工业经济体中,找不到一个和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类似的国家。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国内法规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已经如此庞大和具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喜欢中国的国内制度,这样的国内制度将损害它国利益。因此有观点称,既然中国已经如此强大,就应当改革其国内体制,和它国采取同样的投资规则以及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会说:“不,我们喜欢自己的制度”。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的体制,其他国家就会采取单边措施来反制中国。为了获得同等待遇,贸易冲突就有升级的风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因为他认为中国的行为不公平。特朗普还在发动科技战。诚然,这些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其他国家或许会推出更好的政策。但是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将针对中国的国内法规推出反制政策。这就是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汤杰: 您常年跟踪研究中国政治。在您看来,新冠疫情之后中美之间将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陆伯彬:1981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有着长期的合作。现在的挑战是,如何维持我们的私人关系,并保持我们自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1978年,两国开始合作,和平发展、和睦相处、合作对抗苏联。在那时,双边关系的开展很容易,中国不会威胁到美国,同时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而现在,中美两国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敌人,中国越来越不需要美国了,而且美国也将中国视为安全挑战。所以,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国关系建立的基础在受到挑战。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执掌政权,开启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而现在,我们自1978年以来建立的、致力于美好未来的、牢固的友好合作以及对话渠道在受到挑战。管理两国的竞争以使彼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合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两个大国已经制造了许多难以让彼此保持冷静的局面。这真的很难,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要让合作的基础消失,努力营造一个更好的政治局面。

汤杰:您在文章中曾提到,中美权力转移正在接近一个关键节点,这需要两国保持审慎。在这个汹涌澎湃的时代,能否给两国领导人提一些建议?

陆伯彬:对美国来说,应该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不再是一个统治性的力量,不再是南海和东海唯一的海军力量。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在东亚的海军力量存在。相较于过去,美国也必须接受二战后的那些盟友开始和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如果美国能接受这些,这对中美两国来说,会使得管控彼此的海军军事存在变得更容易些。

目前,美国拒绝接受中国的海军军事存在,也拒绝接受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合作。美国的政策非常敌视中国,发出了极为强烈的遏制信号。美国这样做,是冒着冲突和敌意升级的风险。一旦意外发生,将很难管控,因为两国相互敌视、彼此怀疑。只有当美国接受了与中国和平且平等地相处,两国才能有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

但是中国也有责任。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想要掌控地区安全,这片水域已经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了。中国现在很强大,是东亚的最大经济体,中国非常发达,而且还在持续成长。所以,很能理解中国想要利用这些实力去改变地区秩序,这很诱人。但是,一旦中国开始频繁而强硬地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或是过度地透支自己的实力,那么它将引起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恐惧与猜忌,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平和的国家,不想维持和平,中国将不被信任。那时,美国将变得更为强硬,其他国家在对华方面也会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必须要学会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相处,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学会保持耐心、适度克制、慎用军事力量。不要向它国施压,那样会迫使它国反抗。中国的温和与克制,将更有利于美国去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如果美国能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么中国将更为克制。所以,这一个共同的责任。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2020年11月2日发布。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出处。]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02日 来源时间:2020年11月01日
分享到:

留 言

网友留言为中美印象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简报NEWSLETTER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