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卡特中心2021年2月23日发布了题为《寻找更坚实的基础：民间交往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的报告，该报告探索扩大中美民间交流何以稳定美中双边关系。这是报告的“前言”和“方法”部分。】

四十多年前，吉米·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决定为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关键时刻之前，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蔓延到亚洲，导致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越南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和对抗。追随前任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和毛泽东在1970年代初的步伐，卡特总统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仅是为了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也是为了促进亚洲的和平，并获得商业和文化关系带来的好处。

当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评估中美接触的好处和遗产时，积极的一面显而易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四十年中，亚太地区没有发生过国际冲突。中美接触导致了苏联的不断衰落和解体，促进了冷战的结束。中美接触还促进了中美两国贸易、旅游和投资关系的繁荣昌盛，并加强了文化交流，使中美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接触还促进了包括防止核扩散、反海盗、维护和平和发展援助在内的多个国际领域的合作。

中美接触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奠定了基础。它帮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使上世纪70年代末逐渐崩溃的中国经济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生和学者获得了能够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其中许多人留在了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与此同时，美国也从这一接触中受益匪浅。美国经济日益转向高科技领域，美国大学因录取大量中国学生而蓬勃发展，美国研究机构得益于中国研究人员与其本土及其他跨国同行一起工作所提供的才华和创造的贡献。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流入美国，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来自中国的平价商品使普通美国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然而，随着中美接触的最初几十年改变了双边关系的格局，中美两国对其接触最终目标的看法的截然不同也愈发清晰。

与许多美国人的预期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全球一体化并没有带来政治领域的自由化。相反，中国在美国人的眼里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自信和专制。美国人普遍认为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的原因来源于北京对少数民族的虐待、对香港“一国两制”原则的破坏、和对台湾的高压，来源于中国对那些不友好的国家的胁迫行为和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持续忽视，还来源于其对数据收集和互联网技术的隐私和安全问题的视而不见，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缺乏的信息公开。因此，近年来，美国公民和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越来越呈负面。

特朗普政府也对双边关系的迅速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2017年年底，当年由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已日益转变为一场努力遏制中国、与中国脱钩的战略。特朗普政府以单边行动取代双边对话，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争,引发了民众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停止了与中国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驱逐了中国记者,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还放大了中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正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担忧。现在，美国国内到处都在讨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入一场新的“冷战”。

然而，中美关系不应与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美苏关系相比。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对抗是一场真正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之间的较量。美苏冷战的特点是两国民间几乎没有交流，经济上没有任何相互依赖，美国和苏联彼此孤立，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个人接触和经济交流的机会。

相比之下，中美的经济依然盘根错节，意识形态竞争在两国关系中作用平平。虽然军事忧虑和政治分歧日渐凸显，但和平共处与加强合作的愿景尚未消失。

正如卡特总统在本报告前言中所述，不能容忍批评和相互缺乏自我反省是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核心原因。两国都面临着包括种族主义、不公正、压迫和经济不平等严重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两国都对对方的批评反应激烈。中国经常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而美国则对来自中国的批评不屑一顾，理由是中国是信奉马列主义的专政国家。

同如卡特总统2018年在《华盛顿邮报》题为《如何修复美中关系，防止现代冷战》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

美国人需要明白，正如中国无权干涉美国内政，我们亦无权干涉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和领导人选拔方式。诚然，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国家也会不时批评对方，但这种批评不应该成为指令或法令，而只应该是双向对话。我们必须认可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扶贫和对其他国家推进发展援助方面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互联网审查、少数民族政策和限制宗教信仰方面的缺陷，对这些缺陷应该予以记载和评估。。

无数国内和国际的问题需要两国携手处理，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两国如何保持稳定的互动，在国际关注的紧迫问题上展开合作，并进行公开对话和自我反省？中美两国在各不相让的情况下何以扭转目前的脱钩趋势?

在福特基金会和全美华人协会的慷慨支持下，卡特中心组织一些来自中美两国的学者、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对这一挑战进行思考，并提出旨在应对危机的想法。在官方接触近乎停滞的情况下，本报告专门探讨了中美两国民间（包括非政府组织）如何改善中美之间的合作、对话和危机管控。

我们认为，这份报告与美国智库和研究机构为刚刚上任的拜登政府撰写的众多建言献策其他报告不同。首先，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政府组织，包括教育机构、智库和更广泛的民间社会提供务实、面向未来和可执行的建议。其次，这份报告具有两国性质。它涵盖了中国和美国的独立团队有效捕捉到的每一方的独特视角。第三，这项工作将每年重复进行，以评价和评估双边关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为两国的民间社会提出新的建议。

在我们看来，未来十年的“接触”将与40年前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点燃的“接触”截然不同。这将是一种新的接触模式，将根植于改变的环境、新生的愿景、转变的不安全感和充满希望的机会之中。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继续在文化、教育、经济和财政上继续保持“接触”。

这份报告以尊重和钦佩的态度回顾中美两国领导人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决定，那个决定是在经历了战争、经济孤立以及传统的两国人民的交往凄惨地烟消云散三十年之后做出的。报告的建议旨在为美国在本世纪的新型对华接触提供建议。

报告方法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就如何保持双边关系和如何扩大双边接触向中美民间组织提出建议。虽然美国和中国对民间社会的理解不同[1]，但它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一般非营利性分布和自治的、在公共领域运作的” [2]组织。就本报告而言，这些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商业和贸易协会、智库和研究机构、慈善和宗教使团以及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份报告的中国作者强烈认为，他们的报告应该侧重于为中国和美国政府建言献策。

在制定这些建议的过程中，本报告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框架，该框架受美国和中国外交团体启发，用以确定、分类和优先考虑双边以及国际问题。这个框架帮助指导本报告作者选择首要分析的问题。

首先，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学者、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分成两个独立的团队，他们同时起草这份报告。一组由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者组成，另一组由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作者组成。每个团队的任务是确认中美双边和国际问题，并将它们分为三大类:（1）中美合作会带来共同利益的问题,（2）中美应当开展对话的问题,和（3）中美必须致力于和平管理分歧的问题。两组作者独立认定这三类问题，每个类别的内容没有排名。

两组作者在完成分类之后交换了分类清单，并确定了相互共同认定的问题。趋同的问题构成了本报告的基础。分类列表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