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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客观报道“红色中国”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作者:王成至   来源:上海宋研会  已有 40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两会记者会时指出:“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根据地采访了三个多月。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此文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课题的中间成果,作者王成至系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在宋庆龄研究会公众号专稿的基础上,又做了增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根据地采访了三个多月。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今特发表我所科研人员王成至的专稿《向世界客观报道“红色中国”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此文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课题的中间成果。

斯诺题赠宋庆龄的签名照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5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来到中国后,正式开启了记者生涯。193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难险途。1936年,斯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据此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中,斯诺协助宋庆龄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冷战时期,移居瑞士的斯诺,继续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新中国的成就。1970年,他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代表应邀访华,为1972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旧中国带给斯诺的震撼

自少年时代起,斯诺就向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锤炼自己,去了解域外的众多民族。22岁那年,他从股票交易中赚了800美元,决定利用这笔钱去东方旅行一年。1928年7月6日,斯诺抵达上海。按照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的说法,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六周就走,可没想到一呆就是13年。

斯诺1929年在上海留影

在上海的时候,斯诺依靠新闻学院校友的关系,成为美国人在当地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兼职记者,终于学有所用。此后,他又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12家大报供稿。记者的职业使斯诺得以在中国及其邻国广泛游历,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在他眼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代之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骇人景象。

斯诺眼中的1930年代上海(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注意到,在上海的租界内,西方殖民者享受着跟本国富人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却拒绝让中国居民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中国民众更是苟活在侵略者的同化政策之下。在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内蒙,人民流离失所,疫病到处肆虐,生命贱如草芥。日本于1932年初发动淞沪战役,斯诺亲眼目睹了空袭中上海居民的惨状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他在记录、报道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朴素的正义感被一步步唤醒,对中国和远东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偏离于当时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

斯诺眼中的1932年1月28日上海惨状(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向英语读者反映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和本国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与挣扎,抨击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对民众悲惨境遇的熟视无睹。虽然眼前的中国满目疮痍,但是凭借他在中国及相邻区域的所见所闻,斯诺逐渐认为:随着中国从封建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中国人身上,“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当时对中国事态做出如此预见的西方人,就算不只斯诺一人,也应当是凤毛麟角。

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对参与到中国民族解放和复兴进程当中的渴望,成为把斯诺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1932年斯诺在上海题赠未婚妻海伦·福斯特的签名照

体验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

1931年9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请求采访中国革命先行者者孙中山的夫人、当时国统区进步人士的精神领袖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荐,宋庆龄在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与斯诺会面,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据斯诺后来回忆,在这次采访中,宋庆龄向他深入介绍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弃,也解释了她所以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因为相信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共产党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谋福利,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希望所在。

在斯诺眼里,宋庆龄不仅是言论上的巨人,更是行动上的巨人。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还在淞沪抗战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陪护伤员。为了营救遭到监禁和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她多次赴南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交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在她的感召下,斯诺也参加了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发起的声援活动。

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使年轻的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按照斯诺自己的话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认识了宋庆龄,我领悟到了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1936年,斯诺出版了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集《活的中国》,在扉页的献辞中,他这样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

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及其扉页

宋庆龄对斯诺也非常认可,在首次采访后,斯诺便成为了她府上的常客。,1932年12月,斯诺与海伦·福斯特订婚,他们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赠送了一只电咖啡壶作为贺礼,还特意为他们设广东菜便宴表示祝贺。海伦亦成为宋庆龄终身的友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关注“红色中国”

1932年圣诞节在日本东京结婚后,斯诺夫妇前往北平定居。1934年春天,斯诺被燕京大学新闻系聘为讲师。虽然如此,斯诺并没有脱离新闻界,跟在上海的宋庆龄也继续保持着联系。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东三省后,又企图吞并华北,欧洲则处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之下。蒋介石政府一心想要清除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对其独裁统治的威胁,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却积极向德、意法西斯政权学习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却主张对欧洲和东方的法西斯搞绥靖政策。

值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宋庆龄也将在国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

在华外国人当中,斯诺是较早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危害的人士,燕京大学的讲堂为他提供了一个唤醒中外学子警惕法西斯主义的舞台。

1935年初,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斯诺不仅参与了运动的酝酿,还广邀国外媒体宣传报道这一运动,并为学生们提供庇护。斯诺在这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和社会能量,增进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成为日后向延安推荐他去采访的一个重要依据。

斯诺眼中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燕京大学学生领袖龚澎(左一)、龚普生(左三)和黄华(右单人照)(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早在1929年,斯诺就开始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运的著作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逐渐扎下了根。1932年,他甚至搞到了去中央苏区的通行证,可是由于帮他联络的地下党人对他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怀疑,切断了跟他的联系,江西之行遂化为泡影。1934年,一位美国出版商约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预付了稿费,斯诺再次萌生了访问苏区的想法,后因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作罢。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会师,1936年初,斯诺又通过天津地下党领导人黄敬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然而迟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海伦鼓动他去上海找宋庆龄帮忙。

1936年斯诺在保安采访徐特立(左一),黄华作翻译(左二)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宋庆龄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建立了直接联系。面对日趋严峻的抗日形势,她充当起了南京政府与陕北苏区就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接触的牵线人。宋庆龄了解到,中共中央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能为外界广泛了解,拟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正好斯诺在1936年春到上海请她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于是宋庆龄就向中央推荐了斯诺以及美国医生马海德,中共华北局为斯诺赴延安开了介绍信。

据路易·艾黎回忆,斯诺对陕北之行并非没有顾虑,因为一路上注定危险重重,甚至有生命之虞,他在拜会宋庆龄时也流露了这种顾虑。宋庆龄则为他鼓劲,告诉他旅程中会有周密的安排,并说他的报道将对“她所支持的、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936年斯诺在延安

同年6月,斯诺通过宋庆龄搭建的秘密交通线,从北平出发,绕道郑州前往西安与马海德会合,经过了重重险阻,最后平安抵达了中共中央当时的驻地保安县城。

一本震撼世界的著作

1936年6月至8月,斯诺在中共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采访。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与他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还安排他和马海德到辖区各地考察,斯诺从而接触到了广大指战员和普通民众,掌握了关于中国革命和陕北苏区的第一手资料。后来闻名于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就是据此写成的。

这部著作分为12篇,主要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介绍斯诺陕北之行的曲折经历;二是介绍中共和红军的历史、政策、斗争策略;三是介绍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四是介绍苏区的社会民生。

需要指出的是,斯诺终其一生都没有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名追求客观报道的记者。因此,在这部著作中,他也只是力求将共产党人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既不文过饰非,也不刻意贬损。然而,这部资料详实、图文并茂、文风灵动的纪实著作,却产生了连斯诺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政治影响。

该书突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利用国家机器误导视听、将共产党人妖魔化的舆论环境,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完整思路公诸于世,也让世界和中国了解到,真实的共产党人和真实的苏区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一个充满了朝气和正气的新社会,这里的人们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官兵平等、军民同心,人人踊跃为革命出一份力,与国统区那种面对民族危亡却依然纸醉金迷、党同伐异、离心离德的局面,形成了天壤之别。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次年2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书名在中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籍此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远东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更是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和民族复兴的前景,纷纷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32岁的斯诺凭此书一举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和记者。


斯诺赠宋庆龄的陕北采访照片。上为毛泽东在延安,下为周恩来在延安

斯诺赠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的扉页

推动工合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横穿中国国土,向世界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担心本国利益因日本独霸中国而受损,却没有决心放弃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对日政策,军火商为了牟利,继续向日本出售武器,对中国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充耳不闻。宋庆龄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形式告诉美国朝野:听任日本吞并中国,必然会祸及美国自身。对远东局势极具洞见的斯诺,极为认同这个观点。对短视的美国政客不报期待的斯诺,此时更愿意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他声称:“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


斯诺眼中沦陷的上海和南京(来源: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一民间组织,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险恶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上海,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看到沦陷区大部分工业经济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便考虑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1938年6月前后,斯诺带着这个想法到香港去征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民生主义”,因此予以“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在国际友人的推动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年秋天,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筹组菲律宾工合委员会,在募集资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8年夏斯诺在香港拜会宋庆龄

1939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协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工作。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斯诺是委员之一。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声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1940年路易·艾黎著《工合两年》所列工合国际协会和工合香港促进社名单

宋庆龄和斯诺也积极将工合理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1939年9月,斯诺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再赴陕北,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办得如火如荼。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对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讨论的结果是以新西兰援华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1939年9月斯诺在延安第二次会见毛泽东

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到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16个省,拥有了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3年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上刊登的保盟荣誉会员名单

争取美国政府援助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加强对中共抗日武装清剿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政权采取政治诱降,而蒋介石方面也乘日本军事压力减弱之际,对江南的新四军痛下杀手,于1941年初制造了“皖南事变”。当保盟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向斯诺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通过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社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把事变的真相捅了出去,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迫近的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将大大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因此以终止援助向蒋施压,令其不得放弃抗日。迫于外部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收敛形迹,但是斯诺在中国采访的资格却被吊销,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中立”,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援助也大幅提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控制了外援的分配,在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思想主导下,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很少能够得到外援。宋庆龄从香港撤到重庆后,重组了保盟,继续致力于为抗日根据地争取外援,在她亲自斡旋下,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批准用美国军机向陕北运送医疗物资。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荣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作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中国、印度、苏联、欧洲等地,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积极配合他在中国朋友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42年2月,他在第一次接受罗斯福总统就中国政策的垂询时,就盛赞中共抗日武装,介绍了工合运动,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在美国对华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合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罗斯福表示他不宜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会设法让蒋了解美方的想法,并要求他随时通报这方面的进展。1944年5月,在第二次与斯诺会面的时候,罗斯福主动告诉他,已经给蒋介石去信谈“工合”的事,斯诺则告诉他获悉工合已从蒋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罗斯福还向斯诺透露了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1945年3月,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垂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被蒋介石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直接向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提供军援。罗斯福和斯诺都认为战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1943年的斯诺夫妇

为中美人民友好架起精神之桥

日本战败投降后,斯诺寄以厚望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对中共解放区发动了进攻,然而时移势易,仅三年就被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世界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被“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笼罩,一大批了解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难逃此劫,他被指责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为“丢失中国”承担责任,《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因此成为了禁书,各大刊物也不敢登他的文章。斯诺的同行曾劝他不要再碰与中共有关的话题,转而去写其他不甚敏感的问题,但是斯诺厌恶这种苟且的人生,于是在1959年携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及他们的孩子移居瑞士,仍然保留美国国籍。

宋庆龄对斯诺的处境十分了解,她在1960年11月给斯诺的一封信中,鼓励他一如既往向西方和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进步,至于因此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她写道:“当你感到对你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纵然美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各种谎言的灌输,甚至歪曲了他们自己的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形象,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和决心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1964年宋庆龄在北京会见斯诺

斯诺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新中国,撰写著作和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主张。在197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11个国庆节之际,他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位置,昭示着中美关系将迎来重大的变化。

1970年10月1日斯诺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一周,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享年76岁。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了故乡的赫德森河畔,另一半则葬在了他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作为一名有社会良知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斯诺不必是共产主义者,也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义性质,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麦卡锡主义制造的“猎巫”恐怖时,他始终坚持真相的追寻,与中国人民选择的进步事业站在了一起,即使背井离乡也不向巨大的压力低头。如今,中国从当初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加证明斯诺当初的选择需要何等的远见卓识。

宋庆龄在1972年6月撰写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说:“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

正是像斯诺这样的国际友人,撑起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架起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样的真朋友,永远值得敬仰和缅怀。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09日 来源时间:2021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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