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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殷弘:反华联盟有三大不确定性 日本对华战略已经“撕破脸”

作者:杨语涛 贺惟   来源:末谈国是  已有 225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拜登政府似乎在践行上任之前恢复盟友关系的承诺,在与中国约定对话之前,先拜访亚洲盟友日本和韩国,极力营造对中国“合围”的声势。而盟友们对于美国的热情联络也表现复杂,既有日本在2+2会谈结束之后在对华问题上的坚定表态,也有韩国依旧谨慎的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围绕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布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末谈君专访了著名美国问题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他认为,拜登上任之后,涉华外交进展迅速。但是,欧洲大陆性盟国更倾向于以问题为导向与美国结成联盟。

Q: 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已经完成了第一次高层战略接触。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等白宫高层马不停蹄拜访盟友,此前与日本、韩国都进行了2+2会谈,在结束与中国的安克雷奇对话之后,又继续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你如何评价拜登上任之后的外交动向?

时殷弘:拜登上台两个多月时间,美国与海洋性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且同盟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印太四国的战略联盟正在形成中,但进展迅速。包括拜登的涉华外交,考虑到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也可以说进展迅速。

美欧关系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欧盟,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主,也就是以法德为主,涉及的内容除了战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所以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很复杂,但拜登上台之后,美欧关系的进展也很迅速。

欧盟内部情况比较复杂,欧盟国家在各个问题上的态度都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毕竟欧盟主要国家对中国经济有较大依赖。

但如果某个议题经过炒作之后让西方很振奋,形成了反华的舆论环境,那么在此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大陆盟国那种“以议题为导向的联盟”就会明显浮现,比如新疆问题、香港问题。此外,如果议题明显涉及欧盟主要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比如南海问题,它们的态度也会很积极。

另一个方面是北约,北约不仅集中在战略军事问题,而且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等人一向积极推动扩大北约的战略作用,希望北约的影响力尽可能伸展到印太地区。

英国脱欧之后,也要重新确定英国在全球的战略作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姿态也与斯托尔腾贝格很接近,所以布林肯访问欧洲参加北约峰会谈判也很顺利。

美国在特朗普当政的四年中,严重疏离盟国,欧美关系明显疏远,又因为军费的分担问题与日本关系也出现摩擦。拜登上台后,非常明确要改善和恢复与盟友的关系,因为这涉及到美国世界威望的恢复,进而影响美国能否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撕裂能否缓解有关。

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之后竭尽全力表现出尊重重视盟友的样子,摆出要与他们详细磋商的姿态,欧洲人因此很激动,这也是美国与盟友关系进展迅速的一大原因。

再加上中美竞斗所涉及的问题,战略军事、民主、人权等等,欧洲在这些方面基本与美国一致,只不过因为与中国经济利益的牵扯,他们在表态和措辞上略微温和一些。

Q: 你之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拜登试图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让盟友关系回到过去,但也只能回归一半,“这句话适用于美国对欧关系、对日关系、对韩关系、对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美国受到东京、首尔、布鲁塞尔欢迎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时殷弘:如果与奥巴马时代相比,当下拜登政府与盟友的关系肯定无法完全恢复。奥巴马在欧洲、东亚太平洋的盟友当中威望很高,现在的美国与欧洲、东亚太平洋盟友的亲密程度不可能恢复到奥巴马时期的程度。

拜登上台之后还有一个因素在变动,即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至少在西方看来,采取了超强硬的姿态,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有些问题因此中美之间变得更激化,如台湾、新疆和香港。

另一方面,拜登上台之后对盟友非常客气,一再强调盟友的重要性,让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的氛围大为好转。

当然,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未来还有几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如果新冠大流疫持续时间延长,造成经济恢复困难,可能也会给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尤其是美欧关系带来麻烦。

但是应该看到,3月初美国已有25%的人口接种疫苗,英国是35%。而3月初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只有3.5%(注:3月底的数字为7.1%),中国正在加快进展。拜登说,美国3月底前要完成2亿人口的接种数,如果接种疫苗的进展继续加快,那么美国就很得意了。

第二是经济方面,不久前高盛和摩根斯坦利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比中国还要高,如果这一预测结果准确,那么这无疑是美国的一张王牌,会让美国处理与盟友的关系,包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都更有底气。今天我们看到的对抗冲突,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中国目前展示出西方未曾见过的对外政策面孔,非常强硬,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有待观察。一定程度上,如果未来西方眼中的中国对外政策比现在温和一些,美欧等国联盟与中国对抗估计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Q: 中国对外政策变化集中体现在中美安克雷奇会谈上,有很多人将中国的态度与此前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国可以平视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平视外交”的一次体现。

时殷弘:中国的外交从来都是平视的,无论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之后(的领导人),从来都不是低眉顺眼的。如果说现在有什么新特点,那就是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得更强硬,过去是在有些问题上强硬,而不是所有问题都全面发力。

Q: 日本在与美国进行2+2会谈之后,共同发声明批评中国,尤其是对中国近期通过的《海警法》表示“严重担忧”。您如何看待日本的态度?

时殷弘:日本自从福田康夫任首相以来,实际上接受了中国的一个基本立场,即与中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是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要与中国大陆保持一致。

而现在,日本在战略表态上首次触及了中日关系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底线,因为日本觉得中国的威胁太大了,中国的经济表现如此强劲,对外政策上又果断而强硬。

福田康夫之后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都很谨慎,虽然从情感上日本一直认为台湾对于日本的战略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安倍政府和菅义伟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是该做的事情都做,但是会“管住自己的嘴巴”,至少不单独、不率先公开抨击中国,但是美日2+2会晤之后,日本基本抛弃了过去的这些行为准则。

日本现在开始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台湾问题上,不再管自己的嘴巴。无论是美日2+2声明还是日本外相对媒体说的话,都体现了这一变化。另外日本还购买了105架F-35.大大加强了美日联合抗华的联盟,在西太平洋提升针对中国的战略武力优势,这是关于日本的一个重大事态。

现在日本对中国基本上已经“撕破脸皮”,战略性上有了明显偏离过去的表现。

Q: 相比于日本,当前韩国政府对华态度相对要友好一些。近期美韩的2+2对话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会后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对韩国来说都很重要,韩国无法从中二选一。在美国极力构建联盟的背景下,韩国会是一个“例外”吗?

时殷弘:韩国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向很友好。但是问题在于,第一,没有民众基础,韩国公众对华不友好程度几乎是全世界之最,自2017年以来一直如此。

第二,韩国经济不振,文在寅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近期已经掉到了30%,这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说明文在寅政府对华友好缺乏公众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在对韩国施加影响。1月27日,布林肯和当时的韩国外长康京和通话,不顾韩国的首要关切——朝核问题,而是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布林肯在3月17日访问韩国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告诉韩国国防部长徐旭,鉴于朝鲜和中国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美韩同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重要。布林肯甚至看起来在向韩国现任外长郑义溶施压,让其就中国问题表态。

美国的游说并非完全无效,韩国防长徐旭在和奥斯汀会谈的最后一天说,韩日安全合作也是可贵的资产,要继续维持,还说要发展与拜登政府的同盟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

文在寅政府已经开始了韩国多年以来最大范围的战略强军,力求获得一艘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增强韩国的远程投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美国用自己的远程投射能力保护中东水道,是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将中东水道看作自己的命脉之一,将来韩国是不是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远程投射能力去保护他们视为命脉的南海水道呢?

尽管韩国不可能选择与中国对立,但是在美国和日本的强烈影响下,加上下一届韩国政府可能是保守派上台,或许会允许韩美军事同盟部分针对中国,这并非没有可能。

Q:有学者认为,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欧的战略大三角无疑最受关注。

时殷弘:从结构性的角度看,中美接近全面对立。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在全世界看来已经很强硬,但美国国内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够强硬。他是一个以微弱优势上台的总统,美国国内撕裂严重,唯一的共识就是遏制中国,民主党激进派、共和党民粹派和建制派都很反华,所以拜登必须要对华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拜登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的演讲,中心思想就是“西方如果再不对中国奋起反击,就要‘死’了”。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总统时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其实并不可怕。拜登政府强调“盟友与伙伴”已经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压力,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与西方世界加起来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60%,言下之意是“中国才占多少”。而美国要想与盟友联合起来,“排成一排,带着共同的议程”让中国“改变”,还必须要大炒人权、民主价值议题,联盟的形成与人权、民主价值是紧密结合的。这一套叙事在欧洲、在日本都非常实用,甚至韩国也吃这一套。

其实美国的欧洲大陆盟国与中国关系一向不错,毕竟在经济层面中国对于欧洲很重要。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有两种情况,一种采取偏向美国的中立,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相反的情况是,如果欧洲国家国内的经济十分困难,疫情还在持续,中国的对外态度再温和一些,他们或许会在较多问题上采取偏向中国的中立。

中国方面往往强调中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可是西方世界大部分舆论并不怎么在意(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像基辛格这样的学者说的话,在当前的欧美战略界是没什么人重视的。而拜登上台之后,显然就在充分利用民主、人权这一套叙事构建联盟,尤其是团结美国的欧洲盟友。

当然,从长远看,中美竞斗趋紧,大部分国家会争取成为独立的中间区。

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如默克尔、马克龙,提出了偏哲理性的世界观言论,表示欧洲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既不与美国站在一起,也不与中国站在一起,主张和平,反对冷战。

其实俄罗斯也是相似的立场,只是当下中美斗得凶,俄罗斯可能认为除了采取战略保底、构建基本联盟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朝鲜在自身以外的其他国际议题上角色不明显,中国周边的柬埔寨、老挝等许多国家,大多是机会主义者,当然这是从长远角度来说。

当前的形势就是以上提到的两种情况。如果美国能够较为迅速摆脱大流疫的打击,相当程度上恢复经济,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变量。美国经济虽然受到影响,但也不是很坏,相比之下,欧洲的困难比较大,欧洲当下很焦虑。所以(对中美欧的问题)要继续调查研究,时刻注意情况变化。

包括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在内,中国目前在各个问题上都很强硬,大有“所有问题都不能碰”的态势,而西方社会的姿态则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坚决要碰”。英国路透社近期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心痒痒地”想要武力统一台湾。这是战略军事方面的问题,一旦再发酵,将影响全局。

在南海问题上,欧洲和日本从法理上都不属于当事国,但是它们的能源、商品等贸易很大比例都要途经南海,因此也将南海界定为重要利益。全世界经过南海的贸易总值每年达3.5万亿美元。一旦中国控制了南海,对于欧洲、日本来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海问题放在那里,欧洲真的相信中国吗?它们对中国真的放心吗?

Q:如果中欧关系朝着你所说的不利的方向发展,会影响欧盟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吗?

时殷弘:在我看来,当初《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时候,中国做了很大让步,主要是考虑将其作为一个牵制拜登政府、联合欧盟的一个外交工具。

《中欧投资协定》在纸面上约定中欧双方加大市场准入开放力度,但实际上,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欧直接投资,在欧洲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阻塞,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如此对待欧洲资本,这对于中国的利益而言已经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但国内媒体基本没有提。

现在再加上新疆等问题的影响——中国方面绝不会放任欧洲在新疆问题上的动作,这不是只考虑经济问题就可以——欧洲议会恐怕基本不会允许《中欧投资协定》通过。

对中国来说,通不过就通不过。

Q:美国在努力恢复与盟友关系的同时,中国方面则加紧与俄罗斯协调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最近一次访华前表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此外,中国3月底还与伊朗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时殷弘:从长远看,世界正在形成三种力量划分而成的格局:以美国为中心的紧密联盟,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更小的紧密联盟,以及巨大的中间区。

短期来看则是以问题为导向。欧洲、日本与美国本就是紧密同盟,欧洲大陆在目前的热点问题上,与美国的靠拢程度几乎超过任何时候。或许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姿态,因为很多大国可能会感到有可能被拖入中美竞斗的漩涡从而有所改变。如果中国对其他的政策更有灵活性一点,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

Q:你提到中间区用的词是“巨大”,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想构建以共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联盟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时殷弘:如果全世界大部分重要国家都落到(某个)联盟里面去,那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战略的、安全的考量。意识形态从来不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何况今天意识形态比过去更加复杂。

只要中美关系沿着下滑的轨迹继续发展,我认为其他大部分国家,消极一点就是直接躲开,积极一点是同时批评中美,“这个世界不是两极世界,是多极世界”,并提倡中美双方对话。只要中美越来越接近修昔底德陷阱,局面就一定是这样。

Q:在拜登刚刚胜选但还没有上任的时候,你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近乎全面的西方联合反华阵营正在浮现”,这在当下的新疆棉花风波上似乎得到了印证。许多陷入新疆棉花风波的跨国服装品牌,如H&M、耐克、阿迪达斯等,中国市场是其最大的消费市场,但这些品牌在新疆棉花问题上的立场惹怒了中国消费者,因而遭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这一事件,似乎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冲突的一个新领域。

时殷弘: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在高技术以外,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很大。

但是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企业界对全球的影响很有限(have no power),像H&M、阿迪达斯、耐克、巴宝莉等品牌,虽然知道中国市场重要,但是更害怕本国的国内舆论,从议员到工会,谁跳出来抨击这些企业“政治不正确”都会让它们很难受。

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些品牌至少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购买新疆棉花,这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跨国公司正面临两面夹击的尴尬局面,但要说他们最害怕什么,当然还是最怕“自己家里人”。

第二,从中国因为萨德问题而一度非公开出台“限韩令”,到前不久中国对澳大利亚红酒、牛肉、铁矿石的禁令,再到这次新疆棉花事件,让西方社会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未来一旦与中国出现摩擦,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的事实将会成为它们难以承受的风险。有了这个顾虑,今后它们会有意识降低这种依赖程度。

现在美国指责中国的宣传中就加入了这一点。过去,它们认为中国在贸易行为中很“差劲”,很多市场不开放;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美国的保守智库说中国借“一带一路”搞新殖民主义;蓬佩奥在国务卿任上又说中国在搞“债务外交”;现在又多了一条对中国的重大指责——“强制性和不公平的经济做法”。这一新变化可能将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在继续,但是依赖的具体形态和影响依赖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

Q:所以你认为,当这些跨国企业不得不面临二选一的情况时,它们会两害相权取其轻?

时殷弘:这些企业去年10月份跟随BCI发出声明的时候,就已经在新疆问题上“二选一”选完了,只是当时中国没有管。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与几个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这次新疆棉花事件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前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再紧张,中国政府也没有鼓励抵制日货,但是这次官方鼓励了。

Q:在BCI旗下的会员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服饰行业大品牌,中国能接受这些品牌全部都退出中国市场吗?

时殷弘:也许政府现在对此事还没有拿定主意,当然政府也不会允许民众在抵制这些企业的过程中发生打砸抢事件。北京方面在借此对全世界释放一个信息(message),谁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发难,谁就会倒霉,中国绝不会客气。

那么就看这些品牌的策略了。要撤出中国市场,中国不会留你;如果选择不撤,再过一段时间看看风声,中国政府也不会有禁令。至于顾客要不要选择这些品牌,那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

这些企业在中国的生意受打击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生意注定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一般来说,这些跨国公司不会轻易做出撤出中国的决定,它们会留下来,当然它们的生意在一段时间内会严重减缩。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2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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