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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深度:袁征谈中美关系塑造

作者:徐梦溪   来源:中评社  已有 61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百日的节点,解读中美关系现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中的涉疆涉港涉台和人/权问题、气候变化合作等,分享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和如何以“我”为主塑造中美关系的看法。

袁征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表示,拜登上台后短时间内,中美关系虽然还处在低谷,但已经度过最紧张的时段,变得相对平稳。现在中美双方还在摸底探索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到,对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有平常心,对美方不要给予太高的期望,以及指望拜登能很大程度改变中美关系和让中美关系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要求不切实际。

袁征在谈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提到,在对华定位上,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考虑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他还提到,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盟友和伙伴放在首要位置,中国则成为美国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点和加强凝聚力的工具。

在人/权问题上,袁征认为,拜登政府将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作为工具,以加强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关系和纽带,但强化意识形态差异,无助中美的合作和战略互信。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袁征表示,美国利用二者攻击中国有其目的,我们难以阻止,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搞好两地的发展,同时对外更加透明和阐释好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袁征认为要理性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很难支撑起整个中美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袁征指出,拜登会继续发展对台关系,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下,把“一个中国”政策掏空了,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实质性“外交关系”,其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但拜登政府期待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所以不可能同台湾建交和轻易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即便在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上,拜登政府也不会轻易改变。

最后,袁征表示,在塑造中美关系中,我们不一定要把主要资源和精力都投在美国身上,可以在其他领域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以“我”为主,做好一些事情,找到更多的朋友,这是对抗美国打压的一种方式,也会收获更多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和更多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以下是专访内容:

中评: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后期中美关系急剧下跌后,中美元首除夕通话让我们对中美关系重燃希望,但不久前的阿拉斯加对话和近期美方的种种涉华表态、做法又让人们重回悲观。您对此怎么看,您如何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袁征: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状态下,大家对两国之间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一些过度解读。中美关系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突然感到很高兴,或者突然觉得很糟糕,至少从学者角度看,这不是一个理性、客观和严谨的态度,是一种更带有感性认知的表现。我们应该全面、理性、客观,既看到正的一面,还要看到反的一面;要看到现在的情况,还要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脉络。

正因为如此,像我们长期跟踪中美关系,坦率地说,走到今天,没有什么感到惊讶或奇怪的,这些都应该是在预料之中。过去特朗普执政的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在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首先要看美国国内整个政治状况是什么样,美国国内对华的态度是什么样,然后,拜登虽然个人性情温和,但是他的团队对华是如何认知的?另外,拜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怎样能平衡国内政治需求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些都要全面来看。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实际上不管你喜欢与否,不管我们高兴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时至今日,美国人已经把中国作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在对华认知和战略定位问题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没有明显的差异。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各方面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尽管中方一再强调不喜欢战略竞争,但让美国人改变原有的霸权思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要指望拜登上来能很大程度地改变中美关系,让中美关系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要求不切实际。

我多次强调,对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有平常心,对于美方不要给予太高的期望。美方已经清楚说明,他们首先要解决国内问题,在对外政策领域首先是要巩固盟友伙伴的关系,而不是对华关系。要加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就是要协调一致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防止让中国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在拜登上台后的短时间内,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特朗普歇斯底里的对华举措后,现在相对来讲虽然还处在低谷,但已经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段,变得相对平稳多了。至少拜登政府在会直接伤害我们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举措,还强调在竞争之外还要合作,另外明确讲了不寻求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不仅如此,在拜登上台的三个月内,中美从对话全部停止,缓和到双方高层持续沟通,对话交流在缓慢恢复的状态。这一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可预期性也更强一些,更能理性客观看待对华问题。

现在的中美双方还在摸底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中美关系不要抱以太高的期望。现在之所以感到悲观或者失望,是因为有些人士之前对于中美关系抱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坦率地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上升,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没有特朗普,美国对华政策也会逐渐转为强硬,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博弈在朝着强化的趋势在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评:拜登上台已有3个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哪些特点?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袁征: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在评估当中,但已能看出基本轮廓。在对华定位上,民主、共和两党是有共识的,要对华强硬也是两党共识,所以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没有本质的差异。

不同的是,特朗普是一个极端的投机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国内治理得不好,出于选举的需要,就把所有的责任抛给中国。拜登不太一样,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一些问题,不是中国的原因,而是美国自身出了问题,因此要从美国自身做起,是典型的先内而外。但拜登也有不好的倾向,就是他想利用在外部树立一个敌人,来推动国内的一些施政方案。毕竟,拜登国内施政的压力山大,两党斗法才刚刚开始。

对外政策不是拜登目前的主要着眼点,主要精力是在美国国内。但在外交领域,拜登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盟友和伙伴放在首要位置,拉拢、缓和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结成一个统一阵线,然后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和俄罗斯问题就成为美国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点和提升凝聚力的工具。在欧洲方向,美国主要是以俄罗斯为靶子,改善跨大西洋关系,增强北约凝聚力;在亚太方向,实际上以中国为靶子,加强美国与地区内盟友的关系,并力图在印太四国安全机制的基础上打造“亚太小北约”。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上,拜登政府一再强调西方价值理念的共同点,这一方面树立对手,另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然后巩固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并压制中国和俄罗斯。

当然在对华问题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拜登政府不完全一边倒地都是打压,也强调了双方还有合作的领域。这表明拜登的对华政策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这里面需要一个平衡,合作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陷入低点的时候。

至于未来4年,中美关系可能呈现“扭抱”的状态,这个关系可能很复杂。在经贸和科技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经贸问题上,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我认为美国还会强调对等,试图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但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的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低端回归难度很大,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太贵,成本会大幅上升,缺少竞争力,所以产业资本不想回去,除非是政府强行干预。但这又和美国尤其共和党强调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少干预是背离的,所以实际做起来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上,全球的生产链可能会出现新的调整,但不可能完全“脱钩”。顶多就是对于国家安全利益比较重要的领域,美国可能会出于安全考虑,让部分产业回归或变向投资。

在科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小院高墙”,即美国不是封锁全部科技领域,只是重点封锁几个最先进、最核心的技术,对高端前沿性的科技领域对华实行更为严格的封锁,把对中国的墙高高得垒起来,防止中国弯道超车。如果科技全部脱钩,就涉及到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都退出中国市场,美国企业的损失会很大,而且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会从中渔利,美国企业一旦失去了这部分市场,在科持续性发展方面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因此,科技脱钩的趋势会比较明显,但完全脱钩也很难,拜登政府必须要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在军事上,我觉得双方的博弈会加强。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会非常有限,较量和对抗会上升,主要的合作领域更多限于避免误判、管控分歧,表现在双方不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军事对抗。

在外交层面,双方你来我往,要打擂台。因为拜登政府要回归多边和强调要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就是说无论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双方在国际舞台,从全球多边国际机制,包括WTO、联合国、WHO等国际组织,再到双边,斗争和博弈会强化。双方你来我往,竞争和博弈的表面化难以避免。中美争夺的焦点地区是在西太地区,也就是中国的周边地带,未来双方的较量和资源的投入在这个区域将更为突出。

就未来的中美关系来讲,合作也有,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政策协调上,然后在军控不扩散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甚至包括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都会开展“消极性合作”,就是为了不出现问题进行合作。但有时美国同样会把合作作为压制中方的一种手段,这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就是双方即使在合作领域也未必完全一致,也难以完全脱钩,呈现双方扭抱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评:气候变化问题是中美目前少数启动合作的领域之一。您认为,中美在气变事务上的合作,能成为新的“乒乓外交”么?

袁征:“乒乓外交”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下,处于敌对关系下的中美之间的一个重大外交突破,是中美关系中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但现在包括克里访华和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毕竟时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因为有苏联这个共同对手的存在,中美苏大三角若隐若现。那时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爆发边界冲突,美方认为如果缓和同中国的关系、联手中国对付苏联,会让美国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上。正是中美两国政府有了战略考量,才开展了“乒乓外交”。现今,中国已经直接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没有当年这种战略合作的意图,类似的“乒乓外交”就不可能实现。

不可否认的是,从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两届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格外重视。实际上,气变在美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还涉及到党派之争。共和党坚决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更多承诺,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就直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共和党和美国的大工商阶层关系密切,很多企业界人士都不愿承担这样的国际义务,认为会增加生产成本,使美国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只有民主党自由派或少数中间派重视气候变化,注重国际多边合作。

现在,美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有中国的合作,否则解决气变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美国国内有一批人试图“加码”,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以此来增加中国发展的负担。

而对中国来说,中国在巴黎协定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我们愿意遵守已经做出的承诺,但不愿意再加重负担,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让步过多,既不公平,也会给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事实上,中国人均排放其实并不高,只是因为有14亿人口,所以排放总量不小。

说到底,就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即便中美气变合作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难以起到当年“乒乓外交”那样的效应。

四年后,一旦共和党上台,气变还会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点吗?我是很怀疑的。因此我的意思是,对于中美气变合作要理性看待:仅仅一个气候变化问题,很难支撑起整个中美关系,甚至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调味料”。

中评:拜登政府2月时声明要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这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不断炒作我国人/权问题并干涉中国新疆和香港事务,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袁征:第一,民主党向来强调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中美之间恰恰在意识形态、人/权民主问题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有很大不同。而优越感十足、一向偏执的美国精英阶层向来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其他国家,还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第二,关于人/权的认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强调发展权和生存权,也就是说人/权的发展是有历史阶段的,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根本谈不上政治权利的保障。西方国家已经渡过最初的发展阶段,早已解决了温饱的基本生存问题,所以更强调政治权利。两边明显有一些差异。

第三,拜登政府实际上有意识地凸显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问题,强调差异,与中国和俄罗斯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缓和与盟友之间的矛盾,增进价值认同感,加强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关系和纽带。因为在价值理念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分歧,拜登政府把它作为工具来用了。

至于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这等于是和中国划了一个界,表明“我”跟“你”不一样,“我”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你”是威权国家,中央集权体制,是另类。美国强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无助中美关系的合作,也无助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隐或明的,拜登政府已经在中国、俄罗斯、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画了一条阵线,这种划界对中美关系从认知到行动上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新疆问题上,美国人其实很早就居心不良,一直利用新疆干预中国内政,只是在近几年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拜登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所谓的“种族灭绝”的说法,除了是因为要炒作人/权民主意识形态的问题外,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工具。与美国相比,其实欧洲更重视关于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因此,美国要建成所谓的统一战线,甚至全球民主联盟,那么欧洲既然很看重,就要打这张牌,来加强两边的相互认同和跨大西洋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拜登表现得很积极,对华指责很厉害。在香港问题上,香港问题实际涉及到英国,那么对拜登政府来讲,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姿态。

其实,拜登政府摆出姿态,除了打压遏制中国,以及作为工具加强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外,还有美国国内的因素。民主党党内也有温和派、保守派,也有激进的自由派,拜登上台后必须要平衡,尤其是对于党内一些激进的自由派,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加强民主党内部的凝聚力。

那么中国要如何应对?

首先,要认真反思总结。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不能等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被迫直接出手采取措施,其实这不是中央政府的初衷。香港要总结的经验很多,之所以有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有政府方面的因素和社会内部因素,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一些矛盾性问题。

其次,以我为主,不断提高我对新疆和香港的治理水平。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要找出其中存在的隐患,把各方面关系理顺,尤其是民生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力的举措,推动两地发展,让地区首先稳定下来,然后推动地区发展,让整个形势朝着好的方向运转。

再次,在话语权问题上,要更透明地对外界展开更详细的阐释,避免产生误解。在国际上我们要及时发声和阐明真相,邀请更多的外国人士到新疆去看一看。不要等到外界已经高度关注,甚至采取举措后,我们才加大宣传力度,才解释我们在新疆的反恐努力,宣传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不仅如此,我们的宣传工作很多是说给国内民众听,但我认为阐释的对象应当是重点对外,面向国际听众。

坦率地说,美国利用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来攻击我们是有其目的的,我们难以阻止,所以我们就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稳定,推动发展,同时对外更加透明,介绍好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中评: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包括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美大使随帕劳总统访台、派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等,并多次提到会支持台湾。您认为,拜登政府是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的?美方近期的种种做法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但同时美方也多次呼吁两岸对话,那么拜登政府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台海形势?

袁征:无论是对拜登政府还是对之前的特朗普政府,台湾都是一张能够制衡和牵制中国发展的牌。这张牌很重要,直戳我们的软肋,他们不会不用,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加强的情况下,会不断地使用。正如台独势力所期待的,台湾或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拜登政府一直强调所谓“全球民主同盟”,所以对台湾的重视度实际是在升高的。

在台湾方面,近些年由于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处于非常冷的状况。蔡英文当局又实行“亲美抗陆”的政策,抱美国大腿,所以两岸关系实际颇为紧张。

美国方面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和各方面因素,觉得中国未来有可能对台动武。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国内出于民主的考虑,出于现实危险的考虑,出于牵制中国发展的考虑,肯定要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拜登上台后,我认为首先会继续发展对台关系。这种关系名义上是非官方关系,但实际上是在打着“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把“一个中国”政策掏空了。比如前不久拜登政府派出前政府高官,如同拜登特使一样,只是没有头衔,作为非官方代表同台湾打交道。拜登政府也发布了一些新的交往准则,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就是大幅放宽美台之间外交人员的交往。也就是说,拜登现在在美台之间推进的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实质性“外交关系”,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但拜登政府现在还不敢堂而皇之地不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人不可能同台湾建交,不可能轻易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没有兑现或者遵守他的承诺。一旦那样,就直接赤裸裸触及了中方的红线。

一旦如此,中方无可退让,将不惜对美断交,也完全有理由对台动武。因为当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是中美建交的前提。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赤裸裸背离这些承诺,中国大陆必然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统一的步伐。

当然,我觉得拜登政府从内心深处来讲,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实际上,拜登政府现在认为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比如解放军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美方期待的是要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希望搞 “一中一台”,并不希望发生战事。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事,美国将面临很困难的战略选择。所以,美方在处置台湾问题时会有一个底线,就是保持某种平衡,不要过于激怒中国,因为激怒中国就可能出现台湾地区更不稳定的状况。

尽管如此,美国政策造成的结果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了。美方为了打“台湾牌”,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修订了美台交往的准则,加强了同台湾的军事合作,更多地出售武器。中国大陆作为反制,要打击“台独”分子的气焰,就要采取必须的措施,包括现在的“绕台”、军事演习等,以震慑台独势力。人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中美的战略博弈使台海局势更趋紧张。还有就是台独势力看到了机会,推动“台独”的野心变得更大,甚至会铤而走险。几个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从美国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来看,整个台海地区的形势更为紧张。

中评:拜登上台后,美国不断拉拢主要盟友,同时,中方也大方展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媒体认为,世界上类似冷战般壁垒分明的阵营划分渐见轮廓,也有媒体称,“铁幕”不会在中美间降落。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袁征:的确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在竭力游说和拉拢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也在强调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强调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攻击中俄等国是“威权国家”或“专制国家”。对中方来讲,美国的压力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之间的合作,中国和伊朗的合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确实是双方战略竞争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法,阵营轮廓或隐或现。

另一方面,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的出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双方的经济和人员来往很少,然后双方在两大集团中间地带展开争夺,甚至发动了代理人战争,目的是为了避免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碰撞。

但这不会在中美之间出现。首先,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尤其疫情冲击了全球化,但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和通讯科技、交通科技的发达,世界各国变得越来越互通,人员往来更加频繁。

其次,中美互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一度曾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过贸易战后,我们尽管跌到第三位,但仍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从统计来看,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之间的贸易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上升幅度比较明显。此外,即便疫情暂时阻隔两国人员往来,但中国仍然是赴美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即便现在这个时代,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互联互通一直在持续,远没有完全阻隔。

最后,中国即使和俄罗斯还有伊朗签订战略合作的全面协议,但不是同盟关系。中国没有自己的同盟集团,我们也没有意识想去建立这样的同盟集团。即便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会加剧,我们还难以见到冷战时期那样两大军事同盟集团对抗的局面。

这些因素导致很难出现像冷战时期的状况。

应该说,中美关系已经过了最热或者说最融洽的年代,这的确一去不复返。中美关系可能整体会变得冷一点,另外相互之间的重视程度也可能会出现变化。尤其是中国方面,过去中国一直强调美国的角色,强调发展对美关系,但现在美国有意识地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实行一定的“脱钩”,那中国自然要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拉开一定的距离不一定就是坏事,就跟人与人之间一样,走得太近了反而容易产生矛盾,拉开一点距离反而会好一些。至于冷战那样的铁幕在中美之间应该是不会降临。

中评:中国接下来要如何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接触以及塑造中美关系?

袁征:这涉及到中国战略的调整和布局。我们不一定要把主要资源和主要精力都投在美国身上,应以“我”为主,做好一些事情,包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这就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找到更多的朋友,这是对抗美国打压的一种方式,中国也会有更多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和更多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具体来讲,从双边的角度,中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的社会交往对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未来,从中方角度,我们还是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加强两国的社会往来和人民之间的交往。

对我们自己来讲,要以“我”为主,把整个国家政策理顺,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我们要有自信心,改革开放要继续,把国门开得更大,让中国市场发挥应有的魅力,欢迎各国来旅游投资,实现双赢。这样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对中国政府满意了,中国的社会稳定了,客观上也会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因为制度发展得越好,吸引力就越大,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实际上,越是改革开放,美国企业就越离不开中国。一些跨国资本和大企业在美国有不小的话语权,我们通过给他们做工作,使之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纽带,从而以点带面,以小带大,潜移默化地发挥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在对外宣传或者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上怎么能做得更好。在对美国进行交流的时候,讲让美国民众听得懂的话,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发展的前景和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阐明中国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想法,让更多美国民众能听懂和更了解中国。

当然,对于拜登政府来讲,首先我们要管控分歧。尽管一些矛盾问题难以解决,但关键在于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如何把分歧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避免激化和爆发甚至发生直接的碰撞。另一方面就是推进合作,在能合作的领域双方要保持对话和沟通,扩大合作,在合作中建立信心,让双方相信通过合作可以让中美关系避免跌入更糟糕的境地。

中美关系“维稳”,这是一个复合型的工程,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对中方来说,我们需要尽力去做,以“我”为主,把握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这应当是我们的思路。

发布时间:2021年05月06日 来源时间:2021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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