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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如何用好现代多元媒介来讲述中国故事?

作者:伍国   来源:大湾区评论  已有 66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在讨论讲述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存在一个被扭曲的中国形象,一个被西方讲述,但没有讲好的中国故事。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一是西方,特别是英文媒体本身的霸权地位;

二是西方媒体在表述上的偏向或偏见,和对某些议题的设定和反复炒作;

三是不论谁讲,故事的受众到底是哪些人?

传统商业媒体与现代多元媒介

在笔者看来,西方——在这里以美国的英文媒介为中心——对中国的关注是多层面的。

中国故事在西方没有被讲好,可能更多指代的是在商业性新闻媒体报导中的中国。对这一点,笔者在过去的一篇评论中也曾指出,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量使用负面词语描述中国,以负面视角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对中国负面观感的形成应当承担很大责任。对于普通美国公众而言,日常生活中,其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电视台和报纸。如果中国在负面新闻中总是以被审视、被批判、被揭露的形象出现,并被大量负面词汇描述,同时配以电视台主播评论时夸张的口吻和耸人听闻的语气,对公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美国小城镇,有的市民甚至还自费订阅法轮功组织在美国创办的每期几十版、编辑风格完全美国化的英文报纸,这些报纸在论及美国国内政治时立场明显右翼,美国普通公众从中受到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也需要了解,在最大众化的日常新闻媒介以外,美国人也不乏从其他层面了解中国,而在这些渠道中,中国的形象也并不都是政治性和负面的。这些传播方式在笔者看来大致分为几种:

第一,通过电影的视觉形象呈现的中国,特别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优秀的电影作品,一直在美国有持久的影响力。如果把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构建看作一个市场,再把这个市场进行细分,那么,中国电影所影响的就是在美国有一定的教育层次、欣赏品味且阅读量比较大的中高端人群。

到2019年底为止,美国的在校大学生约为1800万人,这部分人加上教授人数虽然不到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却是美国人口中眼界最开阔、文化上最包容、也最有机会在不出美国的情况下接触到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群体。这部分人会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感知传统中国,从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人的电影中去感知当代中国。笔者2001年初到美国不久,就是在大学的小电影厅里第一次看了《苏州河》这部电影,后来也是在大学的国际电影展映期间看了李扬的《盲井》,工作以后也听到美国同事赞赏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Beijing Bicycle)。他们从中国本土电影中(特别是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以及《世界》,《三峡好人》等),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丰富、立体、生动、充满着小人物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中国。

第二,通过美国各地博物馆中的中国部分以及有关中国的临时展览,中国的形象以这种物质文化形式被带到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个华裔馆长、第一代移民许杰先生就已经成功地在他管理的博物馆里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以打破常规且更加便民的方式选择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日子,打破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的藩篱,把中国书法艺术和美国文化置于一室,从而打造成一种文化碰撞的效果和思考空间,以及加强网上博物馆在线观赏建设等举措。

第三,在中国广为人知的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用优美的文笔、人性化的视角通过一系列著作写下了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生活的非虚构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名美国读者这样评价他早期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读了此书以后)得到这样的印象——多数(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遗产和近代史感到非常自豪。他们珍视自己国家的成就,因为这个成就给他们带来过去从来没有的经济上的希望。”[1] 另一名要去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读者认为何伟“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教育。” [2]

从这里,有的美国人读到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有的即将去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的美国人从书中看到了西方人在中国可能遭遇的文化震撼。从传播的意义上说,因为作者和读者都有作为西方人在中国的一些共同体验,何伟的书让美国读者产生了共情,而这种共情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讲述中国故事难以代替的。

第四,一些新兴的媒介也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渠道。其中,数字新闻媒体SupChina Weekly 较为中立,例如在2021年7月19日的邮件推送中专门报道了中国的无现金连锁店“便利蜂”的成立和运营情况。由社会学家David Ownby创办和管理的数字半月刊Reading the China Dream,则是一家以英译和评介中国国内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最新言论为主打的新媒体,被译介的学者包括秦晖、许纪霖、房宁、张维为等。这一媒介比较适合关注当代中国思想动态的美国知识分子和汉学家,这同样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群体。

历史维度

讲述中国如果仅仅以中国口径的时事新闻去对抗美国的涉华报道,或者用外语进行政策解释和路径宣示,无疑进入了偏狭和单向度的误区。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连续的历史转折,需要追求富强、独立、权威重建、国家建设、民族构建以及现代化[3],也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定位中西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事实上,今天的一系列问题都是过去的问题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抽离历史语境的中国故事是单薄的。

在中国故事中注入历史因素,让中国以外的,具备批判思考能力的受众感受到整个历史进程,是一种有力的讲述。在这方面,美国人已经走在了前面。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制作者Sue Williams制作的《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很好地讲述了中国自晚清民族危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中国革命的巨大动能。制作者采访了一系列历史亲历者,如王平将军、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蒋纬国、陈立夫、宋希濂等人,把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史详实地介绍给美国观众,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现代史教学的辅助材料。

进入新世纪以后,Sue Williams拍摄了《前线之年轻中国》(Young & Restless China)。经过长时间跟拍,该片穿插讲述了2008年前后中国普通公民的故事。在这部纪录片中,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同时也拥有梦想并为之付出努力,还有关系的建立与破裂。受访者包括北京土著青年说唱歌手、最终破除婚约并自由恋爱的北漂打工女孩、律师、医生、海归创业者、寻找被拐卖的母亲的农村女性等。笔者在课堂上多次放映这部深具人文关怀的纪录片,美国学生都很受感动。

事实上,看这类有深度的纪录片一直是美国人认识中国的重要渠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卡玛(Karma Hinton)就制作完成了一部在美国有很大影响的,反映中国乡村女性解放和独立的纪录片《小喜》(Small Happiness)。二十一世纪初年,一对美籍华裔夫妇甚至还自筹资金摄制并发行了一部包含学者和亲属访谈的,讲述秋瑾生平的历史纪录片《秋瑾》(Autumn Gem)。

笔者在授课过程中认识到,绝大多数学生注定不可能成为中国研究专家,最终只是美国社会里普通中产阶级的一员,在必须进行的“学术训练”以外,他们最终记得的确实还是“中国故事”。这个叙事中的历史维度,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历史的语境中理解当代中国。2020年春季学期,班上来了一名澳大利亚交换生,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由于笔者在讲课中着重地用了图像资料讲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建设过程,例如修建铁路、建造红旗渠、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等,这名学生很受震动,真正体会到了中国一点一滴建设的历史过程。另一名从未上过有关中国课程的美国学生在毕业离校后给我发来邮件表示感谢,说他在上了这门关于当代中国的课后开始“极大地尊重中国文化”。这门课赋予他一种能力,可以有效地作用于自己的社区,影响那些怀疑和揣测中国的人。在这里,他所说的“中国文化”只是就广义而言,而实质内容就是在课堂上对中国当代历史客观和深入地了解。作为教育者,笔者也很高兴看到,基于大量的阅读、讨论和写作,在历史语境中讲述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实践,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美国大学生的世界观。

在历史语境中的讲述,不论对学生还是对有兴趣的受众,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更能感同身受的认知。事实上,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建设过程,以及不断地试错、纠正、反思的过程。我们应该把中国这一长时段的脉络和过程描述出来,承认这是一个不断总结和纠错,也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都在给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下改进,从而赢得理解。比起一味辩论和说服,这是更符合认知习惯的方式。

理论意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的阐释。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有什么历史意义?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同样是美国人在较高层次上理解中国时所需要的,而这个层面的解读也超越了一般报纸和电视新闻的水准。

美国毕竟存在几千万在校大学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并在目前的成年人口中,有13.1%的人拥有硕士、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就是说,尽管美国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的反智现象,但同时也存在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信息来源多元的、阅读面广的、具有高度思辨能力的中产知识阶层。假如回到前述的“市场细分”假说,这部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期待从学理角度看待和探索中国,而不会满足于泛泛的故事和某种通俗化的文化展演。

笔者认为,美国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人类学家 Sebastian Heilmann 合编的《毛的隐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提供了一个在英语世界里很好的针对中国的阐释框架。在这本书的引论中,编者提出,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关键元素(如各章节分别专论的分权、试点、合作医疗、群众动员等实践和时常浮现的“游击队政策风格”)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创造性的调适(the creative adaptation of the key element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eritage),而中国制度展现出了经历和消化震荡及动乱的能力,即两位编者强调的弹性(resilience)。两位编者通过集结出版系列相关论文来回溯当下的一些政策的历史根源,并希望借此揭示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存在极大的(尽管有时是隐藏的)连贯性,而不是简单的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两截断裂。治理中的长期连续性和制度的弹性及调适,也构成一个有价值的阐释框架。另一项在文化领域中的关于红色遗产的学术研究,则见于由华裔学者李洁和张恩华主编、哈佛大学2016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就汉英文本翻译如何直接反映中国当代思想动态而言,笔者非常赞赏贝淡宁(Daniel A. Bell)对蒋庆的“儒教宪政”思想的译介,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儒家宪政秩序:中国的过去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未来》(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此书涵盖蒋庆的原文英译,四名当代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对蒋庆的批评以及蒋庆的反批评,使美国读者能够完整地看到整个论辩的图景。笔者本人并不同意蒋庆的很多观点,但坚持认为蒋庆的学说属于一种即使不同意的人也不得不认真思考的、极具个性的原创性构想,且该学说具有高度的现实相关性,值得向英语世界介绍。

由于讲述中国并非面对一个同质的“美国人”或“西方人”群体,也不能止于政策解读和对西方新闻的逐一反击,有时候也不能总是讲述小人物和老百姓的故事(甚至是某种“好人好事”模式)。一定程度的理论思考和宏观阐释将会加强讲述的深度,也将加深讲述者自身的理论意识。

结语

笔者意在指出,试图站在中国角度讲述中国,并不仅仅是面对偏见和歪曲,更非面对一片空白。事实上,在英语世界里已经存在一个由美国学者、调查记者、翻译者、纪录片制作者、华裔学者和华裔博物馆从业人员等构成的庞大的传播群体,而这个群体也已经持续进行了大量的、多层次、多媒介、多面向的传播。同时,美国也存在既需要看故事,也需要理论思考的多元群体。大约从去年开始,笔者会逐期收到由《中国新闻周刊》创办的、免费赠阅的英文刊物News China。杂志的报道中包括对当下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关注,并采访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廉思教授,这也可以看做是基于学理和实证,以帮助英语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社会的一种路径。

1. One has the impression that most people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heritage and their recent history. They value their national accomplishment in that it has provided them with the kind of economic hope they never conceived of before.

2. Peter Hessler offe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and the startling moments that westerners face when encounter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3. 事实上是后发的现代化,甚至如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是一种“第三世界的”“替代性的现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y

作者:伍国,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兼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主任。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27日 来源时间:2021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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