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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游美记①︱“京剧外交”何以大获成功?

作者:洪朝辉 董存发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131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作者按】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在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之际,梳理梅兰芳京剧外交和文化传播的努力,有助于思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真谛,促进“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良性互动,寻找缓和今日中美关系张力的途径。

扮相梅兰芳与青年梅兰芳(分别出自《梅骨芳华-梅兰芳极限片集》谷粮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著名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于1930年访问美国,取得空前成功,为中美文化外交做出了贡献。文化外交是一种以国家为符号的观念、意识、价值和形式的外交活动与文化交流,属于公共外交的一大部分。它以具体文化形态为观念载体,通过国家与民间的多重努力,主动或有意识地参与文化观念的交流,推动国际之间文化体系、文化结构、国家形象和个体名誉的重塑。[1]本文所讨论的梅兰芳“京剧外交”即属于文化外交。

由此定义,能够揭示“京剧外交”的四大要素:第一是符号的国家性。这个符号是指京剧文化、京剧文化活动和京剧文化人所具有的国家(如中国)烙印,但不一定是国家、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是交流的民间性。京剧外交既存在以政府为主导、以外交利益为驱动的政府实践,更推崇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由理想和京剧艺术驱动的个人和民间行为,与政治和商业利益并不发生必然和完全的联系。第三是国际的互动性。原生文化国的文化人与他国民众存在观念和人员的互动,既包括民众之间态度、话语、行为和策略的交流,也包括单向、双向、多向的京剧表演和观赏互动。第四是表现的多元性。京剧外交的表现形式包括故事讲述、舞台表演、社交联络,也包括价值宣扬和媒介包装。[2]

1930年梅兰芳访美成为中美京剧外交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流和主题是“西学东渐”,而梅兰芳访美则成为“中学西传”的一大尝试,见证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通过京剧这一重要媒介,促进了超越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心灵相通,建构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经络。

梅兰芳游美纪念专刊:梅兰芳近十年来所得之纪念品,《北京画报》1930年 第2卷 第67期

(一)并不理想的时机

必须指出,1930年梅兰芳访美时的“天时”与“地利”非常不理想。

就中国而言,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12月9日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尽管形式上形成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但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外交事务,疲于应付各种国内危机。而且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许多学者对京剧的态度日趋负面,包括胡适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著名文章,对传统京剧进行了猛烈抨击,[3]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将孔家店、传统社会和古典文化视为中国落后、现代化失败和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原因,由此导致中国知识和教育精英普遍拒绝传统文化和京剧。加上梅兰芳的原配夫人王明华去世,梅兰芳在1929年12月22日才把夫人安葬在北京香山,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梅兰芳的美国之行。[4]

美国政界、商界、戏剧界等盛情招待梅兰芳团队访美(《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在美国,经济上,1929年仅10月24日至11月3日两天,纽约股票指数从452点下跌至224点,高达50%左右,失业率超过25%,导致演出成本激增、观众观剧意愿萎缩;政治上,1882年颁行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继续有效,直到1943年才被废止,华人出入美国困难重重;文化上,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的印象,仍然停留在18年前刚推翻的清朝帝制:剃发留辫、愚昧落后、专制闭塞,严重影响美国舆论和受众对京剧的观感。根据当时生活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主席孟治的回忆,1920年代的美国人对于中国人“是友善多于尊敬”(more good will than respect for Chinese),但对中国戏剧和音乐知之甚少,对那些高深莫测的中国人去欣赏“不和谐的打击乐”(dissonant percussions)和“尖叫的假声”(screechy falsetto)的嘈杂表演,实在感到莫名其妙。[5]尤其是,看过京剧的西方观众已经出现脸谱化偏见,认为京剧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让人想到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一样的难听”,而且,1929年,美国戏剧家Sheldon Cheney在《三千年的戏剧历史》(The Theatre Three Thousand Years)的“东方戏剧”中,认定中国戏剧内容“虽然有儿童似的神仙故事的清新,却又是种四不象的诗的剧场。中国戏剧内容太过简单,缺乏深度,表现了中国人无知的天真,这种天真只能使西方人视之为可笑的幽默”。[6]

如此不利的客观情势,对梅兰芳的“中学西传”和“京剧外交”提出挑战,也更凸显了梅兰芳人为努力的重要。根据修正学派的史学理论,许多历史事件的出现与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因素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主观、人为、偶然因素密切相关。[7]

CHINA'S STAGE IDOL COMES TO BROADWAY,New York Times,1930-2-16

(二)访美演出的三大定位

任何一类成功的文化外交必须定位明确、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梅兰芳访美适度而又合理的定位,明确地向外界宣示了其访美宗旨、演出性质与官民合作的基本特质。

为访美印制的梅兰芳英文介绍书

首先,梅兰芳明确规定和限定了访美演出的三大性质与宗旨。第一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京剧和学习美国戏剧。1930年1月14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欢送会时,梅兰芳强调,此次美国之行就是通过文字说明、书本图画、服装器械、乐器脸谱等,向美国民众介绍和交流中国京剧。[8]在2月8日纽约欢迎大会上,梅兰芳也告诉美国民众,中国的美术已经流传西方很久,但中国戏剧却很少来欧美表演,而研究揣摩中国的戏剧非有十几年的工夫不可,所以,介绍和传播十分必要。[9]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梅兰芳公开表达了“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对美国的戏剧艺术进行深入研究”。[10]梅兰芳在1930年5月28日接受加州Pomona College荣誉博士学位时也表示,他来美国“是要吸收新文化的”,并听取“贵国学者之批评”,[11]促进古老的中国京剧得到改良。

第二是增进两国民众感情、促进人类和平。梅兰芳在上海举行的欢送大会上提到,他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的民族感情而去美国。[12]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10年左右、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之际,梅兰芳很睿智地在3月23日纽约的欢送晚宴中强调,世界和平需要联络各国国民的感情,而各国民众感情的融洽,最好从美术和艺术入手,“因为美术和艺术是最富于情感的,是人人思想共同有的趣味,并且是不分国界的学问”,尤其是,中国音乐四千年不变的宗旨就是“提倡和平”。[13]在接受荣誉博士时,梅兰芳也明确指出,访美有助于“促进文明人类的最恳切希望的和平”,因为“要维持世界的真和平,人类是要互相了解,互相原谅和同情,是要互相扶助的,不是要互相争斗的”,所以,“我们中美两大民族,希望的人类和平是根据国际的信用和好感”。

美国波摩那、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选自《梅兰芳珍藏老照片》梅兰芳纪念馆编)

第三是演出的非营利性质。梅兰芳明确提出这次访美演出不是为了盈利、赚钱,并要求美国剧场的主人“不可抱完全营业的性质”,但不赚钱不等于没尊严,他要求美国剧场的主人以礼相聘、优待礼貌,授予梅兰芳自由的演出权利,而且剧场的身份和规格需要足够的高尚。[14]

(三)访美演出的官方协助

除了明确上述京剧外交的宗旨和目的之外,梅兰芳积极与中美官方配合,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提升文化外交的效能。但与梅兰芳三次访日(1919年、1924年和1956年)和两次访苏(1935年和1952年)相比,访美演出的官方介入要小得多,梅兰芳访美应该属于官方外交与民间交流的适度合作。

梅兰芳访美的起源与官方外交有关。1915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1855-1939)饯别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1869-1923),并邀请梅兰芳演出。观戏后的芮恩施提出:“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他表示,“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此后,瑞典皇太子、法美两总督、英国公使、香港总督以及驻华各国公使都曾拜访梅兰芳,经常餐叙与观剧,由此形成了一种辐射效应,因为此后来北京游历的各界外宾常去拜访梅兰芳,他们把参观“故宫、天坛、长城、访梅君、观梅剧,作为同等必要的游程”,而且,中国外交部必定选派官员指导和帮助这类拜访。

另外,美国使馆的公使、参赞在办理游美护照和健康检查等方面给予方便,英、法、德、比、意、日等驻北京公使也给他们驻美大使和领事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对梅剧团帮助照应,其中日本公使还给了一张护照,请沿途日本官员对梅剧团多多关照。当时,中国的各地方官员也乐观其成。例如,当梅兰芳一行离开河北、天津和上海的欢迎告别宴会上,一些地方官员也出席欢送,包括天津市长崔廷献、河北省政府主席徐次辰(训词)、上海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区司令熊式辉等。[15]而且,在1930年1月6日,梅兰芳在上海会见了外交部长王儒堂,王表示:“你们这一次到美国去,于国家体面上,也狠有关系的。我回京之后,自当电令驻美官吏,妥为照料。尽可放心”。[16]

到达美国之后,美国官方也是超规格接待,几乎与外交使团的待遇类同,因为梅兰芳剧团1月31日夜在入关西雅图时,移民局官员亲自到船上接洽。由于入境手续存在瑕疵,而且每个中国人在船上也必须办妥旅美允许证后,才能登岸,但为了节省时间,移民局官员竟然允许剧团成员先登岸,随后将允许证送到旅馆。尤其是到了檀香山,税关监督大致问了问就签字。[17]这与1925年7月4日25名粤剧演员从香港抵达西雅图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他们当时被移民局扣留,怀疑他们是非法移民做苦工,而且接待他们的戏院也遭指控。[18]

檀香山市长招待梅兰芳、齐如山、张彭春(选自《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谷曙光 编校 学苑出版社)

同时,美国各地方官员也热情款待。5月24日到达旧金山,市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在剧团成员所乘坐的十几辆汽车上,都插上中美两国的国旗,还有警车六辆开道、警笛长鸣。旧金山商会会长在致辞时提到:“旧金山是中国和美国来往的枢纽,所以对中国的感情向来很好;自从梅君演剧以后,全美国对于东方文化更明瞭许多,以后两国国民的感情,必更亲善了。”[19]在洛杉矶和夏威夷,市长和总督等主要官员也亲自接见。

中国驻美使领馆也多方协助。1930年2月14日,中国驻美国公使伍朝枢(Wu Chao-chu,1887-1934)在华盛顿举行欢迎晚会,并约请梅兰芳举行首场演出,约七百多位来自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外国使节出席,其中还包括美国副总统Charles Curtis(1860-1936)、内政部长Ray Lyman Wilbur、商务部长Robert Patterson Lamont等。[20]而且,本来时任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也计划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熊崇智也在纽约主持欢迎宴会,极力赞美梅兰芳访美,因为“国家不费一点钱,不费一点事,能够得这么大的效果”。[21]

这类以民间演出、个人游历的形式,得到中美官方的接待与礼遇,是文化外交值得称道的效应,它揭示了梅兰芳作为国民大使的重大意义。

(四)民间为主的京剧外交

尽管中美双方的外交和地方部门对梅兰芳访美有所协助,但这是一次以民间为主的京剧外交。很显然,没有官方协助与配合,美国之旅难以成行,但如果官方色彩太浓,其所能凸显的文化交流功能一定受到阻碍,事倍功半。


左 申报1930-1-1 梅兰芳赴美宣扬艺术 右 梅兰芳为访美筹款做的广告

梅兰芳访美的构思与准备首先与美国的民间人士密切相关。1915年后的北京已经相当开放,梅兰芳也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各界美国友人拜访梅兰芳时,梅兰芳“必极诚恳地招待,也算是尽地主之谊,也算是国民外交分内的事”。[22]早在1925年,美国的报刊就开始大力推荐和赞美梅兰芳与张彭春,认为中国京剧提供了令人惊喜的可与西方中世纪戏剧相比美的戏剧形式(a surprisingly close parallel to our drama of the Middle Ages)。[23]

同时,梅兰芳访美的资金全部由民间筹集。与梅兰芳在1935年访苏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访苏是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发起邀请,苏方主动提供食宿费用,只是演出报酬无法用外币,具体行程由苏联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等协商安排,尽管正式邀请单位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而且,苏联政府还派“北方号”专轮从上海护送梅兰芳到海参崴。[24]

作为对比,梅兰芳访美只能自筹经费,历经重重困难与波折。梅兰芳先在北京专门成立一家戏剧学院,旨在吸引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朋友出资。后来,在1929年春,得到曾任北大校长和北师大校长的李石曾(1881-1973)之极力推动,并获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和傅泾波(Philip Fugh, 1900-1988)等名流的鼎力相助。而且,由于美国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临行之际,除了已筹的“十万元之外,非再多筹几万不可”,最后关头,政府也未出面,而是由银行协助,“幸而冯幼伟君费尽心力的张罗,银行界诸公的帮忙,居然在上海筹了十来万元之多”。[25]根据随梅兰芳赴美的秘书和第三位弟子李斐叔的日记记载,冯先生“是提携梅先生最早最力之元勋,也是梅先生最敬爱最倚重之一人”。据李斐叔回忆,访美资金一是来自北京的李石曾、周作民、王绍贤等,二是“承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冯幼伟、虞洽卿”等先生的“一致赞助,才成功此次游美之行”。 [26]同时,美国方面共有219人捐款,其中有学术界的哥大教授杜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芝加哥大学校长Robert Hutchins(1899-1977),文艺界有卓别林等,政界有威尔逊总统夫人、她的女婿、财政部长(W.G. McAdoo)、前美国驻华公使Charles Crane和John MacMurray和洛杉矶市长John Porter。[27]

杜月笙六十大寿与南北名伶合影共28人

左为杜月笙与梅博士合演四郞探母 右为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1933年乙种本)送给杜月笙

另外,主办组织和核心成员皆为民间。美方的主要接待单位是民间的华美协进社。根据孟治的回忆,“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北京访问了张彭春、梅兰芳和齐如山,讨论了梅兰芳访美演出事宜。到了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开始认真的讨论,并收到来自张彭春和梅兰芳的信件,他们希望在马年的春节(1930年2月)开始时,在纽约开始演出”。[28]孟治希望通过梅兰芳访美的项目,将华美协进社演变为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非营利文化机构。而且,华美协进社也希望通过梅兰芳访美,重新评估戏剧艺术的标准,促使西方人“对这个最古老民族的文化燃起新的兴趣”(initiate a new interest in the culture of the oldest living nation)。[29]

更重要的是,梅兰芳访美一路得到美方民间和华侨的厚待。从1930年1月18日登船离开上海,经停日本,在游历维多利亚市(加拿大)、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的整整6个月的过程中,梅剧团在吃住行、行李通关、服务态度等方面,始终得到美国社会各界超出寻常的欢迎与接待。例如,当梅兰芳从美国返华、路经夏威夷时,当地华侨希望船主晚到两个小时靠岸,因为接船的民众还未到齐,如此“非份”要求,船主竟然答应配合。而且,按照美国铁路的章程,不许单挂车,但却给梅剧团挂了一个从西雅图到芝加哥的专车。[30]尤其是1930年3月20日,美国报人协会在纽约举办欢送宴会,5000人参加,一桌500美元,二楼包间1000美元一桌,纽约市长Jimmy Walker陪同梅兰芳走进大厅,所有来宾起立,鸦雀无声,只听到女士们发出爱恋、羡慕的尖叫声。[31]

所以,合理定位访美演出的宗旨与目的、适度借助官方的协助与支持、竭力强化民间各界的组织与筹款,应该是京剧外交和中学西传成功的三大重要助力。

注释:

[1] Ien Ang, Yudhishthir Raj Isar, and Phillip Mar,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 21 (4) (2015): 365;

高飞、彭昕:“文化外交的学理阐释”,《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三期,第268页。

[2] Lucian Jora, “New Practices and Trends in Cultural Diplomacy,”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 (1) (2013): 43.

[3]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第308-315页。

[4]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载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343页;

李小红:“《梅兰芳游美日记》中的李斐叔”,《戏剧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93页、第98页。

[5]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150.

[6] 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9、23页。

[7] Thomas Kuhn, “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seco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72), pp. 6-7; Vann Woodwar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梅兰芳欢送会纪盛”,《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页。

[9]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5页。

[10]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Foremost Member of China’s Stage Warmly Welcomed by Compatriot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1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附录,第10页。

[12] “梅兰芳欢送会纪盛”,《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页。

[13] “Mei Lan-fang P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30.

[14]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10、11页、18页。

[15]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2、9、50、49页。

[16]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第366-367页。

[17]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37-38页;卷三,第5页。

[18] Nancy Younhwa Rao, 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2017 (饶韵华:《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2017)。 引自淹然:“一次历史探索:跨洋的粤剧与消失的唐人街戏院”,https://mp.weixin.qq.com/s/0X3nxGVRnkBlRWoefEdUxQ。

[19]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第21页。

[20] “Mei Lan-Fang in the States,” North-China Sunday News, Februrary 16, 1930.

[2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41页。

[22]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3页。

[23] A. E. Zucker, “Chinese Wits and the Drama,”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April 25, 1925.

[24] 许姬传:《梅兰芳游俄记》,载傅瑾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4页;黄殿祺:“张彭春和梅兰芳的赴美、访苏”,《中国京剧》,1995年第2期,第43页。

[25]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4页、第14页。

[26]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第362、369页。

[27] 梅绍武:“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我的父亲梅兰芳》(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0-237页。

[28]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p.151.

[29]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7.

[30]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二,第1-4、3页。

[31] A.C Scott, Mei Lan-fa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Peking Act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1.

作者简介:洪朝辉,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历史学终身教授,研究兴趣是中美关系史、美国史和经济史;董存发,加拿大独立学者、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兴趣是民国历史和杜月笙家族史。

发布时间:2022年02月17日 来源时间:2022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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