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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右派的回归

作者:康提内蒂(Matthew Continetti)   来源:法意观天下  已有 15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先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军职或公职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其独特的行事方式区别于历任美国总统,但是其政治主张却与百余年前繁荣的保守主义具有高度相似性,即限制移民、工业保护和避免海外纠葛。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康提内蒂(Matthew Continetti)于2022年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本文《美国旧右派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Old American Right),文章改编自他的新书《右派:美国保守主义的百年战争》(The Right: The Hundred Year War for American Conservatism)。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领导人和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进行了梳理,并表明特朗普很多的政治理念与当时的保守主义一脉相承,本文对理解美国两党的政治传统具有重要价值。

很难想象有哪两位美国总统的共同点比卡尔文·柯立芝和唐纳德·特朗普更少。首先,在1923年8月2日就职之前,柯立芝担任过各种各样的公职,从马萨诸塞州州长到副总统。特朗普则在2017年就职之前没有任何政府或军事职务。

此外,柯立芝是一个预算鹰派,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不想削减的项目。而特朗普则创造下了和平时期赤字的纪录,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联邦支出出现大幅增长之前。柯立芝沉默寡言,特朗普则不然。

然而,这些个人差异掩盖了重要的政治相似性。柯立芝和特朗普都把自己的总统任期押在了选民对普遍共享繁荣的满意度上。两人都支持限制移民进入美国,都想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都试图避免海外纠葛。

特朗普的观点主导着共和党,对于任何在罗纳德•里根、大小布什和约翰•麦凯恩执政时期长大的共和党人来说,这可能是奇怪的。因为在很多方面,特朗普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和在他之前的沃伦·哈丁的原则的回归。20世纪的危机使他们的保守主义失去了合法性,大萧条剥夺了他们宣称促进繁荣的权利。罗斯福新政创造了一个共和党人无法理解或控制的联邦政府,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右派的不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名誉扫地。从废墟中浮现出来的是一场战后的保守运动,它包括联盟、军事干预、前沿防御、自由贸易和开放移民,以击败共产主义,推动经济增长。

这种战后的保守国际主义被右派评论家称为“全球主义”,可能是一种偏差。如今,共和党正在恢复其二战前的观念:低税收、经济保护、限制移民、警惕外国干预和虔诚宗教。这种复古的共和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流行的组合,但历史表明,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组合。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选民对进步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感到厌恶。1918-1920年的流感大流行、对威尔逊政府官员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追捕,以及战后的经济衰退,都导致了内乱,而改变来自一位健谈的俄亥俄州的共和党政治家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

哈丁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最高任务是恢复我们正常的前进道路。”哈丁承诺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否认外国干预,并从战后德国撤出美国占领军并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他的国务卿与大国签订裁军条约。

对哈丁来说,“正常”意味着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他提高了关税并限制进口,尊崇宪法,在192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称宪法为“所有美国主义的基础,美国自由的‘约柜’ (Ark of the Covenant),平等权利的圣殿。”

当哈丁于1923年在办公室去世时,卡尔文·柯立芝并没有偏离他的道路。对柯立芝来说,《独立宣言》和《宪法》为长达几个世纪的人民主权争论画上了句号。他说:“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就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他们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最终决定。如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治理者的同意,那就是最终的。没有任何进展可以超越这些命题。”

柯立芝认为,自治的成功与宗教信仰有关。政治自由依赖于传统的道德和自我控制。他呼吁美国人保护国父们的精神遗产,追随“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力”。

柯立芝反对移民。他和哈丁签署了两项限制法案使移民在之后的40年里不能进入美国。然而,在他关闭大规模移民大门的同时,柯立芝也赞扬了早期移民浪潮的贡献。他在1925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说:“无论一个人把他的美国主义追溯到三个世纪前的五月花号,还是掌舵三年(three years [to] steerage),都不及他今天的美国主义是否真实和真诚重要。不管我们坐的是什么船,我们现在都在一条船上了”,但是没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乘客。

柯立芝卸任还不到一年,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的爆发颠覆了现有秩序。他的共和党总统继任者、前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努力控制经济影响和社会混乱。胡佛在1932年大选的预备阶段说:“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一场从赞成派到反对派的转变,这意味着决定我们国家的方向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美国选择了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他的新政创造了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官僚政府结构,很快招致了保守派的敌意。20世纪30年代的动荡使坚持严格宪政主义和不干涉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党派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

在1938年大选之前,共和党一直缺乏领导力,直到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成为该党的新发言人。作为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儿子,他从小就被培养成支持他所在政党的宪政主义、自由市场和不干涉主义传统的人。罗斯福领导下的国家权力范围及其在行政部门的集中,使他想起了欧洲的新专制政府。他认为新政“绝对违背了美国赖以建立的全部理论”。

塔夫脱的观点包含了他父亲、哈丁和柯立芝的所有原则。正如他在1938年所说的,“对每个行业的工资、工时、价格和做法的监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这是最糟糕的政府监管;这意味着一个集权国家”。

对塔夫脱来说,罗斯福对德国的战争准备相当于新政的外交政策。在威尔逊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他在美国救济管理局为赫伯特·胡佛工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看到的景象加强了他对大国竞争的厌恶。欧洲是民族主义、王朝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藏身处。塔夫脱希望美国避免这种情况,并警告不要过快调动美国军队。罗斯福1939年的国情咨文中对纳粹主义的崛起提出警告,并呼吁增加国防开支,塔夫脱的回应则是“我们的军备计划应该建立在保卫美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全世界保卫民主”。

在塔夫脱和其他不干涉主义的保守派看来,战争会扩大政府权力,导致定量配给,并给罗斯福带来过多的权力。塔夫脱说,美国应该保卫美国大陆和加勒比海盆地,但除此之外,它应该让欧洲的战火自焚。他的首要任务在国内,1940年5月20日,他对圣路易斯的一群听众说:“来自华盛顿新政圈子的集权主义思想渗透的危险要比来自共产主义者或纳粹联盟的任何活动的危险大得多”。

塔夫脱既没有加入反战的美国第一委员会(也被译作美国优先委员会),也没有为其发言,但他欢迎该委员会出现在国家舞台上。该组织于1940年在芝加哥成立,它的创始人包括美国一些精英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并得到了共和党、民主党、进步派、保守派,甚至是罗斯福政府内部人士的支持。

前总统胡佛属于美国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R. Ford),一位名叫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哈佛本科生捐赠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住在康涅狄格州沙伦的巴克利一家是富有的石油世家,他们把他们的一艘帆船命名为“甜蜜孤立” (Sweet Isolation)号。

美国委员会有四个目标。首先是“坚不可摧”的国防;第二是准备挫败对美国本土的袭击;第三是在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将成为抵御纳粹征服的最后一道防线;第四是抵制向英国提供“战争援助”。委员会的要求与塔夫脱相似,但也存在不同于塔夫脱的地方——广泛的吸引力。

塔夫脱冷漠、理智、孤僻。他曾经对一位记者说“恐怕你在我身上找不到什么颜色,我太过正常了”。相比之下,美国委员会的发言人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的胜利(以及在他的孩子被谋杀后的悲剧)的故事令人尊敬。

林德伯格是不干涉主义者的偶像,尤其是在中西部,但在其他地方却被看作恶棍。他拒绝谴责纳粹的道德堕落,使观众产生了两极分化。他与法西斯同情者和反犹分子来往密切,美国委员会无法逃脱纳粹主义的恶臭,委员会花了很多时间与亲纳粹团体和人物保持距离。

林德伯格在道德上将英国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之间划上了等号。他单独挑出了煽动美国干预的替罪羊。他成了冷酷无情、阴险的孤立主义的象征。他为自己在美国陆军的服役感到自豪,在罗斯福把他比作支持南方联盟的铜头民主党人后,他辞去了军职。

1941年9月11日,林德伯格在爱荷华州得梅因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将反战事业边缘化,并将其与反犹太主义联系起来。林德伯格特别指出,“英国、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是“迫使这个国家走向战争”的三个群体。他的妻子敦促他发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声明,他拒绝了。他对欢呼的人群说:“英国和犹太种族的领导人,出于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理解但出于我们的观点不可取的原因,非美国人的原因,希望把我们卷入战争”。通过将犹太人定义为“非美国人”,林德伯格抹杀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宗教宽容。

不干涉主义者忙于阻止美国进入大西洋彼岸的战争,却没有料想到太平洋的事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部队,让罗伯特·塔夫脱和美国委员会元气大伤。林德伯格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在国会,他将投票赞成对日战争。塔夫脱参议员投了赞成票,美国委员会在袭击发生后不久就解散了。(希特勒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

唐纳德·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保护主义、抵制移民、宗教信仰和对反对外国纠葛等方面,与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相似,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右派自信而繁荣,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机构。一个世纪后,也就是本世纪20年代初,右派在联邦被赶下台。被挡在了美国文化的制高点之外:技术、媒体、娱乐和学术。右派的言论常常转向末世论和阴谋论。

如今,部分右派人士看起来更像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时代的民粹主义民主党人——他们把所有感觉被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所排斥或剥夺的人聚集在一个旗帜下,而不是柯立芝时代对商业友好的共和党人。这种文化隔阂和经济不安全感的结合,使得今天的共和党人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态度比他们的前辈们开放得多。

哈丁和柯立芝代表了“常态”和“美国主义”。然而,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站在了体系之外。在这个美国主义的定义被公开争夺的时代,特朗普没有维持现状而是挑战了它。他反抗专家意见、政治正确、媒体叙事和华盛顿的方式。

此外,柯立芝在哲学和观点上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但是特朗普更像欧洲、中东、南美和俄罗斯的国家民粹主义领导人,虽然他的身世、名气和审美是美国流行文化的基本要素。但反对移民和全球贸易、宗教传统主义以及拥有个人追随者等特征都定义了他的右派身份。

从二战前的有利位置来看,美国右派的这种倾向并不令人惊讶,它有时也会接纳那些把它拉向政治边缘的蛊惑人心的领导人。当时重要,今天仍然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面对和压极端主义的意愿。回顾过去100年右派的历史,其实是集权主义势力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后者明白成为主流思想的是选举成功和持久改革的先决条件。

随着共和党回归20世纪初的根源,它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属于主流。比起从自己的思想和领导人物的声望中获益,右派更多地从对手的错误举措中获益。共和党人可能会暂停行动,因为他们正在接受唐纳德•特朗普带来的变化,并期待11月的选举。毕竟,共和党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一直处于政治荒野。

文章来源:

Matthew Continetti, The Return of the Old American R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22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eturn-of-the-old-american-right-11649430434

译者介绍

迟璐,天津大学法学院2019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10日 来源时间:2022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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